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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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22日,万宝路戴拿斯杯足球锦标赛,中国队与朝鲜队交锋中,9号高洪波踢进关键的第二个球后,主教练施拉普纳向他表示祝贺。(图/兰红光/新华社)
1990年,北京,地坛公园。(图/王文波/CFP)
1997年7月1日零时,深圳罗湖口岸,粤港两地警方和官兵共聚罗湖桥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图/安哥/FOTOE)
1991年,广州,第四届全国书市里读书的人群。(图/刘志纯/FOTOE1)
1993年,北京,罗丹的《思想者》雕塑运抵中国美术馆。(图/ 王文澜/FOTOE)
1992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正在创作的画家杨少斌。(图/李江树/FOTOE)
1991年,天津商家运用古老的吆喝手段促销,音响震耳欲聋,受不了的路人纷纷用手捂住耳朵。(图/ 安哥/ FOTOE)
1995年,广州海珠中路枣子巷,在这个连厨房在内只有8平方米的简陋房间里,住着8位外省来粤打工的环卫工人。(图/安哥/FOTOE)
1993年12月,香港“美容教母”郑明明在上海华联商厦推介化妆品,围观群众看得瞠目结舌。(图/于文国/CFP)
序一
一个被低估的年代
张颐武
这些年来,怀念八十年代(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均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今天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近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的天下。
而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历史时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但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不太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向下坠落的时期,是激情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被低估了。这种低估,其实来自我们对于今天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转变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九十年代在文化上的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来,九十年代正是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这家杂志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刚刚开始创业。今天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都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在大江南北流传,今天我们从其歌词中仍能感受到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还是王朔的作品以及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那是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呼叫的时刻;那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那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信心、更明智的分析的时刻。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思考和观察。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消费社会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关于中国发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所谓“后现代”“全球化”或“中产群体”早就是老生常谈,当年却受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这些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逆全球化”浪潮在发挥作用。
要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
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 ............

书籍插图:
书籍《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 插图1
书籍《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 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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