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者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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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梦游者
作者:[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者:董莹 肖潇
ISBN:978750864699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战”其实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莽撞自负、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去向的“梦游者”。
献给约瑟夫和亚历山大

前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清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出现在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大陆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这个多事之夏爆发的冲突导致欧洲成为6 500万兵力厮杀的战场，三大帝国卷入其中，造成2 000万士兵和平民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场浩劫宣告了降临在20世纪欧洲的恐怖的开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说，它是“20世纪所有灾难的开始，此后各种灾难便接踵而至了”。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对战争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未有定论。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数量空前、内容翔实、流露出强烈道德情感的历史文学作品。此外，1914年发生的事情仍是那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政治危机，由于它们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的假设和猜想都能够自圆其说。
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总会碰到一些问题。首当其冲且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资料的过剩。每个交战国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搜集的档案资料也数量庞大，而其中有些文件是否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还有待商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布的官方文件大都带有致歉并反思的意味。长达57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Die Grosse Politik）将15 889份文件归纳在300个主题下，但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人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曝光战前的档案来反驳《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战争罪名”。法国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长让·路易·巴尔都（Jean Louis Barthou）于1934年5月指出，战后出版的文献“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于“根据《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中维持秩序”。1926年出版的8卷合集《奥匈帝国外交政策》（Ö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的其中一位编者路德维希·比特纳（Ludwig Bittner）在维也纳指出，他们之所以出版该合集，是未雨绸缪，及时出版官方资料，防止某些国际机构（很有可能是指国际联盟）迫使奥地利政府在情况并不乐观时出版。抱着将法国要求赔付战前贷款这一事实合法化的希望，苏联早期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证明：是独裁的沙皇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在英国，人们高调呼吁学术公正，《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应运而生。尽管如此，之后的文件记录仍有偏颇和疏忽，这也使得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并不中肯。总而言之，尽管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但正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韦特费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其1929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欧洲的文件记录俨然在为“历史文件领域的世界大战”提供军火。
对于那些致力于洞悉通往战争之路的人来说，尽管政客、指挥官以及其他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它们同样疑点重重。对于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很多文件却保持出奇的缄默。在此举三个例子：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于1919年出版了《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实质上对他自己及其同僚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的行动只字未提；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在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丝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10卷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执政时期，但它的宣传作用却超过了其启发性——普恩加莱关于危机时期的“回忆”与他当时匆匆记下的日记（这些日记并未出版）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言辞温和的回忆录也只是隔靴搔痒地解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在1914年8月之前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在他处理危机时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历史学家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造访欧洲，并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事的政治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的作为从未感到怀疑（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格雷，他“直率地承认”，在“七月危机”发生时，在通过柏林与维也纳协商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但他提到的这个错误并不重要，同时这种口吻也折射出一种英国特有的自我贬低的官方话语方式，因此这并不是对其应负责任的认真反省）。其他人的回忆同样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踪访问了俄国前财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1914年，巴克参与了一系列会谈，会议上做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然而当施米特与他对话时，巴克却坚持说他“不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幸运的是，这位前大臣当时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信息。1937年秋，一位名叫卢西亚诺·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对每一位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系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他发现，有些人为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作证，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对他们所知的事情给出错误的解释”，还有一些人“夸大事实或是一味专注于自我辩解”。
此外，我们现有的了解仍旧匮乏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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