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中国法的转型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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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 中国法的转型／李贵连著．—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 5598-0981-0
Ⅰ．①1… Ⅱ．①李…Ⅲ．①法制史－研究－中国－ 清后期 Ⅳ．①D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770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75 字数：220千字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引言 1902与中国法的转型
第一章 法律改革的政治动因
第一节 慈禧太后缓和权力危机
第二节 收回领事裁判权
第二章 法律自身的原因：传统法与社会脱节
第一节 法律脱离社会现实生活
第二节 传统司法运转失灵
第三章 法律改革/法制转型：传统法的终结
第四章 法律改革/法制转型：近代法的演生
第一节 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的翻译
第二节 新律和新律草案
第三节 民国法制的演化
第五章 礼法论争
第一节 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
第二节 因伦制礼，准礼制刑：
第三节 旧义与新理——批驳与反批驳
第五节 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新旧法律的原理原则
第六节 劳乃宣的《新刑律修正案》与
第六章 司法审判的演变转型
第一节 “就地正法”制度和发审局制度
第二节 各级审判厅的设立及其运作[110]
第七章 法学研究：西方法的输入、近代法学的产生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输入
第二节 西法输入对中国的影响
第三节 20世纪初期的法学
第八章 结束语
引言 1902与中国法的转型
1902年1月1日，按传统的中国历法，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为公历1902年2月8日。至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已是公历1903年1月28日。1902与光绪二十八年，中西历法计算小有不同，这也可算是中西差异吧。本书既以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为题，因此，我想把这一年界定在1902年1月1日至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即1903年1月28日。
1902年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挟持光绪皇帝西逃从1900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六日九月四日）起，就住在西安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带着傀儡皇帝，终于在这一天回到阔别一年多的紫禁城。
为了渡过因战争而带来的权力危机，早在西逃期间，老佛爷就下达了变法改图推行新政的命令。
[1]

如今重返紫禁城，虽然宝座重登，但是权力危机仍然没有完全消除。纸上新政，如果不付诸行动，就无法使洋人和国人认识金身重塑的老佛爷。1902年的政治日历，就在这样的局面下翻开，新政就在这样的动机下施行，法律改革就在这种新政中启动。
尘封的1902年的日志，记录了下列与中国近代法息息相关的事件：
①1月10日，张百熙受派，出任京师大学堂管理大臣。
②1月11日，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
③2月13日（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六日），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
④2月23日，派吕海寰会同盛宣怀筹议商约事宜（1901年10月1日，即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已派盛宣怀一人议办通商行船各条约。这一天加派吕海寰）。
⑤3月11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日），诏令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保送熟悉中西律例者，听候简派，准备编纂法律。
⑥5月13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六日），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参酌各国法律，近代法律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⑦6月7日，山西官员和士绅奉巡抚岑春煊之命，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敦崇礼（Moir Duncan）订立山西大学堂西学斋章程。
⑧7月8日，英国代表马凯（James L. Mackay）到武昌，与张之洞会议商约。
⑨7月27日，命张之洞充督办商务大臣，吕海寰、盛宣怀赴湖北续议英日商约。
⑩8月15日，张百熙奏上所议学堂章程，诏颁行各省。
⑪8月28日，命吕海寰、盛宣怀将议定之英国商约画押。
⑫9月5日，盛宣怀、吕海寰与英国代表马凯在上海续订通商行船条约。
⑬9月15日，袁世凯恢复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4月27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
⑭10月26日，命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与张之洞会同办理，以伍廷芳为会办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
⑮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开学。
上列事件，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中国的大学教育，经过一波三折后，重新启动。旧式科举教育式微，近代新式教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的三所公立大学，在学科设置上，都一无例外地将西方式的近代法学列入。京师大学堂当年招收的仕学馆速成科，正式开始讲授近代法学课程。
第二，胎死戊戌的法律改革，经老佛爷金口玉言的认可启动。不管老佛爷当时的真实内心如何，二月二日和四月六日的“奉天承运”明明白白地写着：“着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着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
[2]

“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3]

8月28日，经过马拉松式谈判的中英通商行船条约画押，“交涉情形”一锤定音：“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
[4]

；英国以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诺对改革支持的文字，写入条约。“中外通行”“改同一律”，按照今天的语境，就是世界化、全球化。1902年所定的这种改革的核心，尽管在改革开始后出现诸如礼法这样的争论，但是，实际运作从未偏离这个核心。
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的六十多年后，“潘多拉的盒子”终于被打开。它一打开，就势如燎原之火，再也无法被扑灭。
法律改革，从改造旧法律入手，经过十年的努力，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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