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山崎朋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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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山崎朋子 译者：陈晖、林祁、吕莉
前言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十几年前，我曾在上海进行过采访。那次采访是想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残杀许多中国老百姓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
在日本军队当时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我找到了当年在纱厂工作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事情。当年年轻的女工现已垂垂老矣。她们对我的采访并不太积极配合。我的确是日本人的一员，但我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是为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才想得到女工们的证词。尽管如此，当女工们知道我是日本人时，还是面无表情，只是出于礼貌适可而止地谈了当时的感受。
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这位就是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时，满座皆惊。此后我的采访便变得十分顺利了。通过这件事我得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日本电影《望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日本电影《望乡》由熊井启导演，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在日本电影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想到这部电影在中国有那么多现众，并为众人所熟知，我觉得万分高兴！
这次翻译出版的《望乡》是电影《望乡》的原型报告文学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文序章）》（一九七二年筑摩书房）和其续篇《山打粮的墓》（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的合集。《山打根八号娼馆》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的纪实文学，《山打根的墓》则是与《望乡》有关的记述。
回想起来，在我写这些报告文学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我把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书稿拿给两三家出版社看时，他们回绝了我并说没有人想看有关过去海外日本妓女的书。后来，一家大出版社终于点头，可是编辑却提出一个条件，把《序章》和《尾声》删掉，再把女主人公卖身的生活充实一下。《序章》谈了我为什么研究海外日本妓女，涉及了研究的动机并阐述了其意义，《尾声》则探讨了妇女问题的本质，做出理论方面的结论。如果把这两个章节都删去，再增加女主人公卖身生涯的内容的话就成了黄色报道了。因此，我决定不在这家大出版社出我的书。
书稿又回到我家的壁柜里闲置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将有关女性史的善本书借给文艺评论家白井吉尼先生，此后和他慢慢熟悉起来。《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他的肯定，由于他的帮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了这本书。序章被全文保留了。
书的内容并不轻松，描写的都是苦难的事件和令人悲伤的内容。出版社认为销路不大，故而不但印数很少，也没有做广告、宣传。可是读者信手取来阅读之后却说：“止不住地流泪，但即便流泪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他们又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这样，这本书在短时间内又再版了好多次。第二年春天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项。该书受到好评，成为畅销书。
今年距该书第一版发行的日子已有二十五年了。其间《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在日本国内不但作为文库版（小型本）出版，并由熊井启导演搬上银幕，文化座剧团还把它改编成了话剧。电影《望乡》除在中国上映外还在东南亚、美国上演，听说获得了广泛好评。文化座剧团这个剧目曾两度在日本国内上演，今年六月即将在中国演出。
由于读者的喜爱，《山打根八号娼馆》于八十年代被译成泰国语和韩语。英译本也即将在美国出版。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喜爱中国文化的我来说是件大喜事，心中十分愉快。
在此我感谢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水田宗子女士，是她促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去年九月水田女士请我到她的学校参加“日中女性学研讨会”并做基调报告。在招待会上她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先生，陈晖、吕莉、张玉兰等女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生林祁，女作家徐坤等。如没有陈女士的大力帮助交涉出版事宜的书信来往，本书的出版就不会如此顺利。
我青年时代努力拼搏写出的这本《望乡》即将在中国出版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 山崎朋子 一九九七年四月 日本东京
新加坡花街旧址
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
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
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
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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