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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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 言
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1]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2]；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3]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4]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5]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连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语过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6]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硬要说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的、批判的一群人，这就等于说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没有了知识分子，事实上这显然说不通。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批判的精神，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吗？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7]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就不难发现，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何况，我们总不能说只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教授才是知识分子，像周培源、竺可桢那样只着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吧。
就我有限的阅读，迄今为止，在汉语著作中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考据最深入和最具体的，大概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叫《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书了。[8]作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一词，除了要注意其俄语来源和法语来源之外，还要重视其英语来源。不仅英语词源的历史更久，而且基本词义也更符合今人的用法。在他看来，今天多数学者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错误地把俄、法词源中含有的“批判”和“反叛”的含义，当成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本义，认定知识分子即等于“社会现实批判者”，完全不了解在英语词源中以及在现今西方概念的实际使用中，还有一个“智识水平较高的人”或“受过良好教育者”，或富于“理智”且“辨析”力强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含义。[9]按照他（其实也是一些西方学者）给出的定义和分类，知识分子只能是“指那些智力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并有所创新的人”。他们当中还可以分为：专心于自己专业内的研究而不大关心社会现状的“专业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强烈关注，总以真理代言人和正义担当者的身份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的“批判知识分子”；抑或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等。[10]换言之，真正强烈关怀现实并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而且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是反体制者。
如果我们基本认同上述分析和看法的话，就理当注意到，泛泛谈论知识分子理当如何如何，其实未必成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可以被当成知识分子来看待的人，都未必承担得起太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衡量标准。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得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当我们认定知识分子理当如何的时候，是否忘记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当年多半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越来越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变得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几乎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却经常需要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和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因此尚且常常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去斥责那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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