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 维一著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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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我在故宫看大门
维一
简介

我在故宫看大门
写在前面
拎在手中的家
扒车
吃马肉的经验
我在故宫看大门
再忆“锡庆门行走”
派克金笔
“内部电影”

我在故宫看大门 / 维一 著

一九八一年，我还在考古研究所读书。如果喜欢本小说，请推荐给您的朋友，那年的初春，我曾有过一次参加考古田野考察的机会。如今差不多整整过去三十年，当年考察的细节几乎已经全然忘记，只有踏访仰韶村那两日的印象一直记在心里。
仰韶村在河南省渑池县境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仰韶村爆得大名完全是出于一九二一年一位瑞典人所作的一次田野考察，比我们此行早了六十年。
这个瑞典人名叫安特生，是当年北洋政府延聘来华的矿业专家。在一次例行的田野考察中，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外的台地上意外发现了一种以红陶为代表的远古人类遗存，从而以有形的文化遗存将中国的远古记忆“固化”了下来。他把这种考古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正是因为这处考古遗址的发现，中国史前历史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与眼下发现的许多仰韶文化遗存相比，仰韶村的考古堆积算不得理想：文化内涵并不单纯，不但遗物零散，而且地层也遭到后世的严重扰动和破坏。但这并不影响至今我们仍旧沿用仰韶文化这个考古文化名称。道理十分简单：在此之前，对远古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不清、似是而非的记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更没有文化的细节。是仰韶村的发现开创了对远古历史的具体记忆。于是也就难怪仰韶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会与紫禁城、兵马俑一样，并列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远古记忆如此，现代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人为的扭曲，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残缺、偏差、颠倒以至混乱。但这不应该是忘却记忆甚或抹杀记忆的借口。在如今这个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对于发掘记忆、坚持记忆的人，我总有着一份特别的尊敬，就像尊敬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先生一样。
姑且就说是见贤思齐吧。幸好年轻的时候我受过一段难得的考古训练，难免对这几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旧事也要作一番发掘考据的功夫。无论是在故宫看大门，还是在西双版纳吃死马肉，自从踏察了仰韶村，我就执迷于发掘这些记忆、坚持这些记忆。心里当然再明白不过，这无非只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一些被扰动、被破坏了的记忆残片而已。

记得家里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只浅黄色的大衣柜，是我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才买的，那还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只挑选大家喜欢的，我家的家具除了父亲自己买的几个书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财产：饭桌、床铺以及柜橱，还有另外两个书架，上面都钉着单位财产标记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编号，单位的会计手上有本登记的明细账目，根据编号，每个月从工资里要扣除租金费，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但绝对分毫不会错。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墙角里，里边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每逢一年的春秋两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气好，母亲就会把所有的皮箱统统打开，将衣服在箱子里面翻来覆去地倒腾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暂时不穿的换季衣服放到院子当中，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母亲大约是原先居无定所的日子过多了，对东西有种过分的爱惜，压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舍不得丢掉。翻检再三，并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风向，把其中式样已经绝对不合时宜的衣服拣出来，改作他用。一般来讲，她的绸缎旗袍会用来作椅垫或者各种灯台小柜的盖布，父亲的西装则会改成我的裤子。其余既舍不得改也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就原封不动地又收到箱子里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晒。每逢这个时候，对门的房东太太一般也会出来晾晒衣服，抬出来的却是几口做工精细的红木衣箱，正脸儿上的铜锁扣在太阳光下亮锃锃的，发出耀眼的光辉。母亲抬眼望见，便会不无羡慕而且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她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口樟木箱，比房东太太的红木箱还要讲究，收藏衣服的时候连樟脑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气味就能够将蛀虫驱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将军督湘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武汉，马上就要来攻打长沙，于是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精光，据云还有个颇为壮烈的说法，叫作“焦土抗战”。当时母亲仅有十几岁，只身跑出长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藤条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还有外婆给她的一个小玉镯子和两块袁大头光洋。靠了这一点点盘缠，她从湘西跑到贵阳，再从贵阳逃进重庆，虽说后来在重庆一待几年，但也是跑空袭、躲轰炸，隔三差五地换地方，从青木关到磁器口，从沙坪坝到杨公桥，都是随身一个衣箱为家。和父亲认识之后，打日本人的抗战也胜利了，可是又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内战，于是他们再从重庆而南京，从南京而上海，直至从上海来北京，仍然是皮箱几口，人儿两个，碰到风声不好，拎起来就跑。父母亲这辈人的青年时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马乱的战火中度过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习惯了用旅行的箱子来打点生活的行装。对于他们来讲，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这些话都是我记事以后，每年帮助母亲在院子里打理那几口皮箱中的旧衣服时，她会免不了信口要讲给我听的。房东太太见了我们在忙碌，有时会对母亲说，你们如今在北京都住定下来了，也该置办置办家当，总是靠这么几口皮箱装东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母亲听了就笑笑，回答说，会的，会的。
大概一个人年轻时候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后不一定好改，所以我们家这时在京城里虽然已经定居了十多年，但是除了父亲的书架随着买来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一年一年地加高之外，置办其他家当的议题总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致。特别是从“大跃进”之后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切物资都极端匮乏，再加上家里有我这么一个母亲总是挂在嘴边说的“饿牢里面放出来的好吃鬼”，不用提下馆子开荤了，光是六块钱一斤的“高级桃酥”，或者八块钱一斤的“高级奶糖”就是一笔了不得的开销。家中所有的进项填饱肚子都还勉强，置办家当这样不打紧的闲事当然也是能拖就拖了。
日子到了一九六四年，事情总算多少有了些起色，街上的油饼和炸糕也不用粮票就可以买到，于是有一天母亲就和父亲商量，是不是去买个大衣柜，父亲听了也点头说行。
其实，买衣柜的动议还不完全是因为日子过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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