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想斋日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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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标注本《退想斋日记》再版小引
前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
光绪十八年〔1892年〕
光绪十九年〔1893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光绪三十年〔1904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大清宣统五年〔民国二年，1913年〕
民国三年〔1914年〕
民国四年〔1915年〕
民国五年（洪宪元年）〔1916年〕
民国六年〔1917年〕
民国七年〔1918年〕
民国八年〔1919年〕
民国十年〔1921年〕
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七年〔1928年〕
民国十八年〔1929年〕
民国十九年〔1930年〕
民国二十年〔1931年〕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乙未公车日记
桥梓公车日记
刘友凤先生碑铭
标注本《退想斋日记》再版小引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标注本《退想斋日记》已问世近3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拟再版此书，谨略述其发现及成书过程，以为小引。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清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先生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时间跨度52年。
关于刘大鹏的生平，除他去世后乡人为其捐资勒石之《刘友凤先生碑铭》外，在他自己1918年12月20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也有一个极为简略的交代：“有生以来，七岁始能言，仍哺母乳，九岁从师读书，十九岁娶妻，二十一岁应童试，二十二岁入泮采芹，二十六岁到省肄业于崇修书院凡十年。王郭村设帐三年，由廪生登科（时年三十八）试春官不第，舌耕于太谷南席村十有五年。在省充议员二年。国大变，闲赋于家于今七年。”1918年，刘大鹏已逾花甲，其后的岁月里，他“闲赋于家”而勤于笔耕，可当现今“著述宏富”一词。
《退想斋日记》最早为先师乔志强先生发见。乔志强先生祖籍山西交城，1928年出生于太原，1951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注重在田野工作中搜集整理地方文献。“山西是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为了搞清基本史实，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坚持背起书包，带上相机，跋山涉水，实地走访考察了许多城镇、乡村，并且通过去图书馆、档案馆以及通讯访求等形式，搜集了大量稿本、档案等第一手材料。”[1]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正是先生田野工作所得。忆及20世纪80年代，笔者以硕士生身份就读先生门下，应《晋阳学刊》原主编高增德先生之约，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添一先生小传。在谈及先生早年搜集山西义和团史料时，先师这样回忆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他刚从教不久，一次偶然的田野考察活动中，他发现了晋祠圣母殿前众多碑石中的《刘友凤先生碑铭》，便有了收集刘氏文献的念头。很巧，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有位薛愈先生，世居毗邻赤桥村的古寨村，人熟地熟，两人一拍即合。不久，薛愈先生在刘大鹏的一位亲戚家中找到了这批珍贵材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由薛愈从收藏者家中临时借来数册，乔先生不分昼夜地在学校摘抄，这便是业师1980年以刘大鹏《潜园琐记》及《退想斋日记》为基本史料，出版《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乔先生发表的《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从〈潜园琐记〉看义和团》《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等论文中，大多引用了这批资料。
《退想斋日记》及刘氏其他部分手稿后来辗转入藏山西省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初，乔志强先生有关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思想渐已成熟。1982年，笔者以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身份考取业师的硕士研究生，此年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简章乔志强的名下即明确标示“中国近代社会史”方向。记得硕士一年级的后半学期，先生交代我一件事情，这也是他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太原城内文源巷的山西省图书馆抄录刘大鹏的《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很有意思的是，乔先生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也许他的学生太多，并没有过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或许是口音所致，他在给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池秀云先生的介绍信中，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新龙”二字，好在池老师也是他的学生，微微一笑而过。这样，我开始趴在古籍部整日抄写，开始在字里行间认识刘大鹏。
两部日记抄写完后，乔先生又安排我和同窗徐永志抄录《退想斋日记》中的“社会史资料”部分。次年又有下一届研究生崔树民、王先明的加入。《退想斋日记》每季一册，煌煌二百余册！直到1985年四、五月间，按照有关“社会史资料”的要求，仍有近半数未能抄录。是年暑期，我又从历史系本科高年级学生中请到高聪明等三位同学继续此事。如今想起30多年前，整日带上几沓32开300格的普通稿纸，骑着自行车往十里开外的省图书馆跑，午间随便吃点什么，再从不收门票的迎泽公园后门入园闲逛，不到下午开馆时间便又等候在门口，每天竟然能抄写近万字，那真是一种求学时代的辛劳与快乐。
《退想斋日记》按照先生的意见抄录完毕后，他又再次标点注释，并将80万字删节为近50万字，准备交付出版。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庆成先生受邀主持山西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答辩会。在一次乔先生家的早餐席间，笔者曾聆听两位先生关于出版《退想斋日记》的讨论，王先生极力主张出版此书，乔先生自然心领神会。1987年春，先师即将标注过的书稿及“前言”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这也是1990年出版标注本《退想斋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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