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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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所属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作者:[以色列]谢艾伦 著
译者:张平,张立,蒋清宏 译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4421-4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166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十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择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择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作者简介
谢爱伦(Aron Shai),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艾森伯格东亚事务专职教授,曾先后出任该校历史系与东亚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日本1937—1939年》、《国际事务中的中国,1840—1990年》,《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他还出版过两部历史小说《外人之子本·哈扎尔》及《昵称玛诺》。此外,他还曾兼任两家保险公司的总裁。
前言
在此,我试图写一种略微与众不同的国际史和外交史,并试图聚焦于某些可能是更基本的,或者是更深刻的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和中法关系中的经济和贸易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正是这些要素,而不是那些纯外交来往构成了这些关系的支柱。因此,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外交资料无论如何重要,都不足以获得对这些几十年间交织于列强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关系的全面理解,或者一种真实的和完整的图画。这种探索似乎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那些岁月。在这一时期,就商务资本而言,金融和商务考量确实占了主导地位。
更进一步地说,在此所提出的既不是对严格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即:北京与各相关国家首都之间来回传递的外交信息的分析;也不是对日常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数量及强度的估量。而是把1949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放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更为广泛的背景里加以考察。在这一环境中,“撤退后的撤退”,“衰退后的衰退”,“被俘获的资本主义”,“被俘获的帝国主义”,“人质资本主义”,或者简单地说,“被监押的帝国主义”,都代表了某些新的,可互换的概念。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像在华大企业的本地经理们那样的前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非官方代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某些人甚至处于被囚禁状态。他们在新政权下所遭受的这种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在华活动的外国公司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与中国资本家的情况不同,在外国资本家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那些障碍带有一种超越地方剧变之有限疆域的重要性,一种具有国际含义的重要性。而且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障碍也构成了保障一种收入来源的方式,一种获取对资产的控制权的途径。这些资产是在数十年间的时间里由外国人积累的。
本研究不构成对1949年以后席卷中国和中国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全面叙述。它基本上更多的是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中外关系,主要是中英关系的延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衰退的叙述。这种关系在此时已经被镀上了一层特别的、未知的和前所未见的经济外膜。涉及或考察有关“被囚禁的帝国主义”的问题的研究至今为数甚少。还没有一项研究是基于新近开放的伦敦档案馆、斯威尔家族的约翰·斯威尔文件、现在可以查阅的巴黎的官方和公司记录以及可以获取的,然而是极度受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资料的。而且似乎没有一项研究是在帝国主义衰退,或者更坦率地说,是前殖民列强,特别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实际崩溃和羞辱的背景下去考察其范围广泛的重要性。
[1]
例如《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们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时代。考察了导致新政权建立的那些事件的延续关系,以及新政权的巩固和重建。但十分典型地,他们甚至没有提到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现象,以及外国企业的代表们的困境。与其他研究者一样,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
[2]
看来由于涉及到中国历史的革命性转折点,而且对其崭新的(国际与外交)维度感到着迷,国际史与外交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新政权的成就,而不是对革命前夕的那些事件做一种严肃的和细致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如此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的遗产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有时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提到,但是总是以一种不精确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一位重要的中国学者在他的关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书中宣称,在50年代早期,“外国企业遭到管制并最终被没收和国有化……所有的外国资产都被冻结,外国人拥有的财产被征用……”
[3]
这段描述既没表达出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也没有说出真相。外国遗产,特别是其经济成分毕竟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城市中的外国企业在一个复杂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从其几乎是封建化的阶段转化到了新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确,被囚禁的资本主义在形成中国的新面貌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更不用说是一个有意义的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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