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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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治道文丛 序
序
两汉史籍中所习见之“吏民（人）”用语[1]
循吏与酷吏 ——机理与史实的考察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关系问题[45]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82]
汉代的吏道与师道
瞿同祖先生的著述与学问[135]
附录：两汉地方长吏行政实况表
治道文丛 序
广川董子云：“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中国之治道，载在五经；百家言尤其儒家之立论，莫不本乎五经，中国治道因此而日新、日日新；依循此道，中国持续生长、扩展，而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猗欤盛欤，吾国吾民！
二十世纪初，国势陵替，士心思变，竞逐西方新学，中学之统衰微。尤其是中国治道，少人研习。过去几十年来，依凭先人遗留之文明，借助西方传来之技术，中国再度崛起，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然而，已经富裕的中国如何形成优良治理秩序？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中国现代优良秩序之生成、维系，不能不由千古一贯之中国之道。晚近学界、政界，已有此文化的自觉，中国治道之自觉，而有回向大道之努力。
本丛书应此运而生。所邀作者不限年资中外，要在对中国治道有所体认，又有西学功底，普世视野。所收书目不拘一格，或为专著，或为文集，或为译著，要在学有根底，言之有物。所论议题无所范围，或阐释五经义理，或深究儒学奥蕴，或寻绎观念、制度之演进，要在有所发明，有裨益于明道、行道。
编者惟愿与二三君子强勉学问，以求闻见博而知益明；编者亦祈当世精英于各个领域强勉行道，或可德日起而大有功。
蒲城姚中秋谨识于癸巳秋杪
序
本书收录讨论汉代礼法与国体关系问题相关的论文六篇。
这些论文，最初是作为中国法律史或中国经学史的传统课题被构思的，学与思的过程中，曾尝试过诸如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思想史等诸多研究工具，但时至今日，我渐渐觉得，将它们放在“封建与郡县”这个旧题目下，结合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国体的大变更来理解，似乎更能穿透被很多学术修辞弄得含混的方面，更能帮助人们回忆起若干更加值得关注的政治—历史课题。——说一句僭越本分的话，这次国体变更，联系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世界意识，也与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为了将这个课题推向深入，人们必须不畏艰险地重启与中国有关的世界—文明—历史的沉思。
本论之后的“两汉郡（国）县长吏行政实况表”，是我理解帝制中国国体的重要基础。这是个纯粹的资料整编，也体现了我在某段时间的学问趣味。开始做得兴起时，我想过将“二十四史”乃至出土文献中所有相关材料蒐集、分类、断代、条理，出一本类似“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史资料汇编”的东西。但待到后来发现从汉代史籍中整理出来的东西与后世大同小异时，遂逐渐意兴阑珊，在本表范围之外收集的诸多零散史料，也随着几次搬家一次次散失，最终不知所踪。我甚至想过将这份东西也丢弃，但为了鼓励自己，也为了安慰逝去的光阴，我权且冒昧地想：也许正因为这种大同小异，所以时至今日，它至少还有些尝鼎一脔、为学者节省时间的价值。
当初开始这项资料工作时，我还没有学会电脑和互联网这些便利手段，所有内容，皆依照几部“前四史”的人名、地名索引，逐条查找，逐条手抄。由于我在所难免的粗率，它的不完备，理所当然。今日再看这些东西，我仍能回忆起当初在乾嘉汉学的残山剩水中与岁月艰难共处的痕迹，历历在目。
此书，应该用来纪念法学和历史学的学徒阶段，也应该用来作为开启另一个前途未卜新阶段的界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辛苦和命运：出于情谊，但也非常迟疑，我原本应将这部东西献给几位老师。
本书得以面世，全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的好意和鼓励，谨致谢忱。
邱立波
2015年1月12日深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两汉史籍中所习见之“吏民（人）”用语
[1]
“吏民（人）”这种用法，频繁地复现于两汉史书关于地方行政史的记载中，数量之多，几可以“俯拾皆是”的成语来形容。但对于这一习见的看似无甚意味的用语，却不见学者对其辞例加以分梳、对其内涵加以深入发掘，人们往往仅就字面意思，简单地从制度分野上把它理解为“吏”和“民”的并称（类似今天所指颇为含混的“干部群众”），使用起来比较随意，掩盖了许多举足轻重的界限。宋人陆象山曾说：
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也。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实，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之，故官人欲知事实甚难。……盖官人纯得事实，非吏人之利也。
[2]
陆氏从所谓“官人”和“吏人”的对立中，令人惊喜地触及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但是这个说明是以宋代史事为基础，对汉代虽有提示意义，仍嫌间接。
一、“吏民（人） ”一语辞例的分析
[3]
（一）吏—民的法律界限
吏治的成熟，是战国以来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现象，适应了君主集权政治的要求。在君主（后来则是皇帝）和各级官吏联合统制之下，整个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方式，比较前代，有了极大的改观。
这个改观，扼要来说就是：在周代，尤其是在宗法制的全盛时期，诸侯、公、卿、大夫等各级领主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此时受上级大宗赐予或者分封的各级领主，所得到的不是抽象而陌生的人民，而是和他有着或远或近、或实在或拟制的血缘联系的部众。而恰由于这种联系，他对于这部众和领土，就不是暂时的君临，而是永久的拥有（通过继承制度）；不是冰冷的统治，而是温情的保养——难怪时人称之为“家”的经营。顺理成章，那种境况下的政治原则和管理方式，也往往与调整家族事务的原则合一：家族内的名分既然决定了政治上的地位，家族内的事务往往也就是政治事务。像后世那样（比如在法家者流如商鞅和韩非的言论里），将前者称为“私”、将后者称为“公”的区别，此时还是看不到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不妨称之为身份型的领主—部众体制。
而吏治则因为成熟于法家抑制私门、强化君权的变法实践，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标志了另外一种和专制皇权相适应的政治机理。从道理上说，官吏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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