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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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回到晚清再革命
一 渊源
个人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与辛亥革命研究有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编撰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川大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来校做学术演讲。恰逢改革开放不久，很少有正式的学术演讲，记得首场主讲人便是开沅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也许当时开沅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属这一次难以磨灭。
其时川大历史系部分恢复“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力求尽快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因此毕业论文确定的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隗老师作为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这次还算成功的尝试进一步增强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
毕业后考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陈先生的专长是孙中山研究，而孙中山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辛亥革命研究密不可分。中南地区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山大学也是重要团体会员。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晚清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其中相当部分的卷期超出各种篇目索引、期刊介绍。仔细阅读这些书刊，开始对清季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题目。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陆续发表后，收入结集的各部专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硕士也享有入库看书的特权，每日进馆，遍阅包括旧平装书和线装古籍的所有中外文书籍，大开眼界，思路迅速开阔。其间无意中翻到一本1913年出版的英文书《龙旗消逝》（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London-New York-Toronto，1913），记录陕西辛亥革命以及救援陕北受困传教士的历史，虽然其中所载图片有的已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选用，研究者却很少征引。尤其是升允在陕西独立之时曾经与革命军有所交接之事，为各种中文文献所未见。出于训练外文和深究史事的考虑，将其全部翻译成中文。可惜最近一次迁居过程中，遗失少量书籍文稿，这份译稿不幸在其中。另一份关于华兴会考证的长文草稿，也不见了踪影。
1981年，还在硕士二年时，有幸参加了长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倡行者主要是鉴于武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容量有限，希望为更多的后进提供机会。这一届以青年为主体的长沙会议，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干，仍是那次会议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构依然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环境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研究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样对新进学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会议。而后来举办的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与之相比似也相形见绌。究其详，因缘时会，以及辛亥革命研究在那一时期具有更强的内在张力，当为重要原因。我生也幸，躬逢斯会，忝列预流之列。
硕士学位论文最后选定以1905年以前的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题，是考虑到原来关于近代中国学生的认识，大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留学生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却有资料的局限，不易形成前后内在联系的具体课题。国内学堂学生则刚好兼得两利。因为有了四川大学毕业论文的训练，收集资料、写出初稿不难，可是修改定稿却大费周章。材料太多，史事繁复，而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历史又很难将每个个体逐一陈述，如何叙事说理，而不是简单地铺陈罗列，对于初学者还是一大考验。在陈先生的指导和陈胜粦老师的具体点拨下，历时十月，十易其稿，终于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历练，对于掌握历史论文的写作自觉上了一个台阶，对于辛亥时期的历史也有了深入一层的认识。
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一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设了博士点，开沅师是首位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通过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是首个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单位。我一方面预感随着教育学术的发展，系统完整的学位训练势将日显重要；另一方面，硕士论文只写了1905年以前部分，此后直到1912年清亡，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人数更多，材料和史事更丰富，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更大，若能在开沅师的指导下续完晚清国内学堂学生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能将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向前拉长。
怀着这样的期待，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向开沅师表达了希望入门执弟子礼的想法。由于硕士论文答辩时，开沅师是主席，知道底细，很快明确回复，欣然同意。于是来到武昌桂子山，师从开沅师，开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其时开沅师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事务繁忙，但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届的博士研究生共有四位，其他三位分别研究商会、袁世凯和护法运动，大体都在辛亥前后的各个层面，可以经常相互交流。另外，华中师大还有政治学和文献学的博士点，在读的几位也是好谈之士。我的兴趣广泛，常常和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西马和上古生殖文化等等。因为每每吃饭时在阳台交谈，某日突发奇想，笑谈可以研究阳台进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功能的演化。
为学不能满足已有，因而常常要有意识地为难自己，以求突破改变。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是接着硕士论文的下限继续往下做，硕士论文也得到相当的肯定，可是并不希望仅仅做成硕士论文的简单放大或延续。那时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活跃，相对滞后的史学界，也不甘成为“死学”，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理论，用于解释历史问题。那些左冲右突的时髦尝试，大都拿着外来或别科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如今看来不无幼稚肤浅之嫌，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尤为所动。自己也不能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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