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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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致我的孩子，
Deniz、Odile和Delphine，
他们让我相信世界越来越美好。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序言
经济学家是否要对特朗普令人瞠目地当选美国总统负责？经济学家也许希望自己拥有左右竞选结果的影响力。但即使他们没有促成（或阻止）特朗普上台，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坚持自己的经济学素养，而不是成为单纯的全球化啦啦队员，他们本可以对公共讨论施以大得多的正面影响力。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的论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问世时，我请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为该书题写封底推荐词。我在那本书中提出，在各国政府缺乏协调行动的情况下，过度全球化将加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并破坏国内的社会契约。自那本书出版以来，这些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时那位经济学家却有些犹豫。他并非真的不认同以上观点，只是担心我那本书会成为“野蛮人的弹药”，保护主义者会对该书关于全球化缺陷的观点断章取义，为他们狭隘且自私的利益提供挡箭牌。
我现在还会从经济学同行那里得到类似的反馈。某个经济学家会在交流后犹豫地举起手问：不担心你的观点会被你谴责的蛊惑民心者和民粹主义者滥用吗？
在公开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总是有被异见者利用的风险。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发表支持贸易的观点。这其中隐含的前提是，贸易辩论的双方有一方必是野蛮人。显然，那些抱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或贸易协定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者总是站在天使的一边。
事实上，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是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制药公司要求更严格的专利保护，银行争取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寻求特别仲裁法庭帮助的跨国公司其实对公共利益并不关心。因此，当经济学家含糊其词时，他们实际上帮助了那些自私自利的“野蛮人”政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经济学家的标准贸易模型通常会导致强烈的分配效应，在一方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生产者或工人群体的收入会受损。而经济学家一直深知，运转不畅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知识或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垄断等市场失灵，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收益的分配。
经济学家也清楚，如同强化专利保护规则和协调卫生安全标准，那些超越国界的贸易协议会影响国内法规的制定，但它们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明确的。
尽管如此，只要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还是指望经济学家重提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产生的奇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始终不关注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他们喜欢夸大贸易协定带来的总收益，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收益已经很小。他们支持将如今的贸易协议描绘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知道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比如TPP）中的知识产权或投资法规条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恐怕也会从坟墓里惊醒。
不愿在贸易问题上实话实说，使得经济学家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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