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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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编者：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译者：肖海生等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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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伊萨克·迪内森
西蒙娜·德·波伏瓦
伊丽莎白·毕肖普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埃莱娜·费兰特
珍妮特·温特森
玛丽莲·罗宾逊
希拉里·曼特尔
多萝西·帕克
尤多拉·韦尔蒂
琼·狄迪恩
格蕾丝·佩雷
娜塔莉·萨洛特
简·莫里斯
安·比蒂
洛丽·摩尔
伊萨克·迪内森◎肖海生/译 前些年，当嘉宝计划在大荧幕版本的《走出非洲》中出演伊萨克·迪内森本人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像本色出演，因为演员和原著作家一样，都是北欧的某种神秘造物。伊萨克·迪内森，原名卡伦·克里斯汀·布里克森—芬奈克，是如假包换的丹麦男爵夫人，她的父亲是威廉·迪内森，也是十九世纪经典作品《狩猎书简》一书的作者。布里克森男爵夫人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名字发表作品：通常是伊萨克·迪内森，有时候也会用塔尼娅·布里克森或卡伦·布里克森。老朋友们称呼她为塔纳、塔娅或塔尼娅。曾经还有一本令人愉悦的小说，有段时期她一直不承认那是自己写的，虽然所有读者一看就能猜出皮埃尔·安德切尔不过是男爵夫人的又一个化名。文学圈一直流传着各种传闻：她其实是个男作家；他其实是个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其实是个兄妹合用的名字；“伊萨克·迪内森”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去过美国，她其实是个巴黎人；他住在埃尔西诺[1]；她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她是个修女；他非常好客，经常招待年轻作家；她很少露面，基本隐居起来了；她用法文写作；不，英文；不，丹麦文；她实际上……这样的传言从未终止。一九三四年，哈斯与史密斯出版公司（后被兰登书屋收购）推出了《七个哥特式故事》，哈斯先生读过一遍就决定出版它。这本书一夜成名，成为很多作家和画家的心头挚爱，这本新书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经典来对待的。在现代文学正典之外——就像一只黄鹂在一笼子蜕毛的红雀外面——伊萨克·迪内森为她的读者提供了聆听故事时永无止境的满足感：“后来怎么样了？……好，那么……”她身上那种说故事的本能，或者说民谣诗人的本能，和她那种细腻而清晰的个人风格相得益彰，以至于海明威在接受诺贝尔奖颁奖时抗议道，这一荣誉早应归于迪内森。——尤金·沃尔特，一九五六年第一场罗马，初夏，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对话发生在一个人行道边的餐厅内，在纳沃纳广场，这个长条形的广场经历过洪水，也曾上演过激烈的模拟海战。暮色沉沉，天空是一片鸢尾花般的蓝紫色；伫立在贝里尼雕塑中间的方尖碑看起来苍白且轻盈。在咖啡馆的桌边，坐着布里克森男爵夫人、她的秘书兼旅行伴侣克拉拉·斯文森，还有采访者。男爵夫人就像从她自己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苗条，直接，风趣。她穿着一身黑，黑色的长手套，一顶黑色的巴黎款式的帽子，帽子的顶端到底部颜色渐深，在她漂亮的眼睛上投下阴影，眼底深深浅浅地闪着光。她的脸瘦长而醒目，嘴角和眼边漾着浅浅的笑意，表情瞬息万变。她的声音悦耳轻柔，却有一种力量和音色让人立即感受到，这位夫人既有着深刻见解，又不乏绮丽魅力。她的同伴斯文森小姐，是位面带稚气却有着迷人笑容的年轻人。伊萨克·迪内森：采访？哦天哪……好吧，我希望……别是一长列的问题或者残酷的逼供吧，我希望……前不久刚做过一次采访……太可怕了……斯文森小姐：是，有个男人要拍部纪录片……那次有点像在做教义问答……迪内森：要不我们就一起随便聊聊，然后你写下喜欢的部分？《巴黎评论》：好啊，你可以划掉一些，再补充点什么。迪内森：好的，我不应该答应太多的采访。我已经病了一年多，一直住在疗养院里。我真觉得我会死。死亡在我的计划之中，我做好了准备，我等着它。斯文森小姐：哥本哈根的医生告诉我：“塔尼娅·布里克森很聪明，但她做得最聪明的事就是挺过了两次手术。”迪内森：我甚至计划了最后一次电台谈话……我在丹麦时做过很多次电台谈话，关于各种主题……他们很乐于邀请我担任电台嘉宾……我策划过一次关于死是如何容易的谈话……这不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个观点其实能令人感到安慰和振奋……死是一种绝妙的、可爱的经历。但我病得太厉害了，没能完成这个对话。在疗养院里待这么久、病得这么严重，我甚至几乎感觉不到这条命还属于自己。我就像一只徘徊萦绕于此的海鸥。我觉得世界是如此奇妙、快乐，一息不停，而我已不是它的一部分了。我来罗马就是为了试着再次进入世界。啊，快看那天空！《巴黎评论》：你对罗马熟悉吗？上次来是什么时候？迪内森：好多年前了，那次是来觐见教宗。我第一次来罗马是一九一二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和我表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丹麦驻罗马的大使。那时我们每天在博尔盖塞别墅[2]里骑车，路上马车来往，车上坐着当时那些快活的美女，时而停下来聊天。太舒服了！看看现在，汽车和摩托车，刺耳的喧嚣，人们行色匆匆。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的，速度才是最重要的。而当我骑着我的马——我是个小女孩时一直有匹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丢失了一些珍贵的事物。我们那时的孩子活得很不一样，即使住大房子，你也没什么玩具。现代的机械玩具，自带动力，我们那时基本不存在。我们只有很简单的玩具，而且得自己琢磨怎么玩。我对提线木偶的喜爱就来源于此，我还试着自己动手写剧本。你当然也可以直接买一只木马，但我们更喜欢自己去树林里找来枝条，用绳子捆绑连接起来，用想象力把它变成布西法拉斯[3]和珀伽索斯[4]。现在的小孩，从出生开始就满足于做个袖手旁观的人，而我们习惯做创造者。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熟悉材料，也很少使用，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的、城市化的，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不亲近燃烧的火、鲜活的流水和土壤。年轻人想和过去一刀两断，他们憎恨过去，甚至不想听到过去的事。也能理解一部分原因。刚刚过去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段长长的战争史，他们没兴趣。这也许是一些事情的终结，一种文明的终结。《巴黎评论》：但是厌恶会导向爱：他们也许转个圈还是会回到传统。我会觉得漠不关心更可怕。迪内森：也许吧。而我会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现在我爱上了爵士乐。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音乐领域里唯一的新事物。我不会说我喜爱它胜过古典音乐，但我的确迷醉其中。《巴黎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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