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改变人生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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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阅读改变人生: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读书启示录

　
阅读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私人化的空间，它可以容纳你的心灵。阅读是亲历文字魅力之后的玩味、赏析、思考、超越。阅读不仅有着想象力，更有着创造力。在阅读中，我们的心灵羽翼丰满。在阅读中，我们突破自我，飞越腾升。《阅读改变人生――中国文化名人读书启示录》这样一本书，能帮助渴望学会阅读的青少年学生打开阅读的通天大门……

东方出版社出版　　巴丹 主编

费孝通：强国梦从读书开始

　　一介书生，一片赤诚。江村的光芒，点亮了人生道路，也照耀着中国的未来。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这位93岁的世纪老人仍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

书约费孝通
巴丹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生涯可以说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进程同步，而他的人生历程又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

　　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这样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率先提倡运用的
。在今天的学术界，关于小城镇发展问题，还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在费孝通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真诚和勇气。20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开始从农村走进了小城镇，又从小城镇走进了中小城镇，从中小城镇又步入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最后推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模式。他一生为学术、为事业、为富国富民而工作，写下了近500万字的著作和文章。直到今天，其早年著作《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如今这位93岁的世纪老人仍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在他晚年的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故事，感受到深厚浓郁的文化气息。

费孝通简介
巴丹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就读于东吴大学医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1985）、《记小城镇及其他》（1986）、《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988）《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2）、《费孝通文集》（1999）等，论文多篇。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费孝通书缘
巴丹

　　您读的第一本经典作品是什么？

　　《三国演义》。

　　对您的读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谁？

　　我的姑父。在我童年的时候，姑父在上海给我订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文艺》，作为过年的礼物。送报人把印有我名字（收件人）的刊物递到我的手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铅字，这本书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专门写给孩子看的书。

　　您怎样看待读书与做人的关系？

　　多读书，多写文章，做一个好人。

　　您上网吗？也看e-book吗？

　　不上网，但是有人会搜集一些网上的资料给我看。

金庸：一生乐趣在读书

　　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在书中能够得到安慰。书是一生最好的朋友。

　　自幼酷爱读书，并且笔耕不辍，是一名成功的报人、社会评论家和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1955年在《新晚报》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72年9月《鹿鼎记》连载完结，金庸宣布封笔。20年间先后完成“飞雪连天射白鹿，

一生为学术
巴丹

　　费孝通

　　我是1930年从东吴大学转到燕京大学的。我原来不是搞社会学的，原本想学医，到了北大，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开端。

　　这个决定是在20岁那年作出的，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
。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其实，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决心不再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这些想法和鲁迅、冰心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在北大读书时，教我的老师恰恰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他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的问题，还提出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实地调查。吴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我受这个影响极大，我后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这样。

　　1980年，组织上给我平了反，决定重建社会学系。这时，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实际已中断了27年，我的老师一辈活着的寥若晨星，我自己也70岁了。怎么办呢?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唤之即来，一旦中断后想恢复或重建时，就得从培养人做起。因为科学知识需要积累，需要一代代相传，没有这种薪火相传，人类就没有今天的文明。所以，当时就决定在大学里设置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为重建社会学贡献了力量。就在北大社会学系成立之后，我应聘为这个系的兼任教授。1985年，我离开社科院，开始主持了北大的社会学研究站。由于我并不在北大编制之内，所以有时加上名誉两字，但这绝非挂名，而是实职，因为我有任务，如讲课、带研究生和指导研究工作，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还是为了要在中国重建社会学中贯彻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要中国化的思路。

　　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把学术视作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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