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难医社会病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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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榜样”难医“社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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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难医“社会病”

于成玉

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教诲他的学生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后来，又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说，而从古至今，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者对此都笃信不已。于是，便与树立“榜样”结下了不解“情缘”，或于不同时期，或于不同时代，为人们树立了各式各样的“贤者”即“榜样”，让人们学习模仿。以期出现“见贤思齐焉效应”， 从而来医治“社会病”，改变社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用心当然是不错的。
且不说古代官史和民间传说推出的大禹、周公、孔子、孟子、包公、海瑞、于成龙等。但就翻翻拣拣，保存在并不遥远的人们记忆中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浩如烟海的影视报刊、报告演讲、文学艺术，红头文件等资料，涌到人们眼前的各式各样的榜样的名字便可数出一大串：董存瑞、刘胡兰、罗盛教、邱少云、向秀丽、孟泰、焦裕禄、李顺达、雷锋、王进喜、董加耕、候隽、王杰、刘英俊、欧阳海、……滦弗、罗健夫、蒋筑英、张华、赖宁、孔繁森以及刚刚推出的任长霞……以上是属于个人型的。当然还有群体型的，如工业战线上的大庆、农业战线上的大寨、军界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榜样”之多几乎成为每一个时期或每一个时代的标志 了。
治国者于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时代以满腔热血乐此不疲地为人们推出各种类型的榜样，让那么多的伟大鲜活的光辉形象；让那么多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让那么多的掷地有声的豪言状语；让那么多的金光闪闪的珍贵“精神”，走马灯似的掠过我们的眼前，高唱入云般的响彻我们的耳畔。照理说，按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逻辑，我们应该人人无私奉献，个个自强不息才是；而由我们构成的社会应该处处锦花簇簇，人人笑脸盈盈才是。

然而，回顾历史，看看现实，“榜样”似乎并没有发挥出“无穷”的“力量”，真正迎来“见贤思齐焉效应”。当下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被人们形容为“顽疾”、“毒瘤”、“癌症”的两极分化、贿赂公行、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假冒伪劣、坑崩捌骗、淫赌毒黑等诸多社会问题，难道说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好公仆焦裕禄树立于官场已有40多年，官场上出现了多少“焦裕禄” ？恐怕是月明星稀吧；好榜样雷锋立于社会也已40多年，社会上出现了多少“雷锋”？恐怕是凤毛麟角吧。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的精神毕竟引导和激励了几代人！诚然，焦裕禄、雷锋等榜样的精神曾引导和激励了几代人！笔者也并不否认焦裕禄、雷锋等榜样的积极影响，但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其实，学习过焦裕禄、雷锋等榜样的人，正是今天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正是今天社会的中流砥柱；其道德水准、精神面貌正决定当下整个社会的风气。倘若焦裕禄高尚的情操，雷锋良好的风范，真的在这几代人心里扎下了根，成为人生的动力，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就绝不会是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充满了尔虞我诈、惟利是图；官场就绝不会不断地上演卖官鬻爵的闹剧，以致弄出一个令焦裕禄在天之灵十分尴尬的“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的“三光书记”。
其实，中国“社会病”的症状主要集中在官场，集中在恶官的恶行上。而中国史书和民间历代相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见《孟子．滕文公上》）和周公吐哺的故事（“然我一日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见《史记.鲁周公世家》）以及 清官戏早就为为官者树立了如何为官的榜样。然而，榜样和清官戏至今仍具有历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和倍受青睐的魅力，这不正说明立在官场已有几千年的“榜样”并没有发挥出其无穷的力量来抑制横行于社会上的恶官恶行的徜徉和潇洒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中国古代有一位倍受皇权推崇的贤者孟子，就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曾说过一句超越时代的金玉良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辞海》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统计，从秦始皇起，历代正统王朝共有过231个皇帝，居然没有一个听得进去。二千多年来，哪怕有一位皇帝，真的学习了贤者 孟子的仁德，践行他的“民为重”的“思想”，已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今天何致于被仅仅只有二百二十多年历史的“美利坚”（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于1776年7月4日）远远地抛在后边呢？树立榜样者“喊破嗓子”树“榜样”，但学“榜样”却并不“做出样子”，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显得多么尴尬啊！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我们就不需要榜样（特别是在当前，颇需要敢讲真话，敢挑战政治权威的“榜样”）。然而，问题的关键也正在这里。人所共知，榜样作为一种精神、道义和人格的力量，其本身并没有强制的力量，对不同的人，其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社会来说，有的人是“天使”，有的人则是“魔鬼”；而对于同一个人来说，有时是“天使”，有时则是“魔鬼”。“天使”固然“见贤思齐焉”，但社会上也总有那么一些“魔鬼”， 见“不贤”――也就是假丑恶吧，不但没有像孔子所教诲的那样去“内自省也”，反倒积极性颇高地与假丑恶“思齐焉”。前文所述的“三光书记”不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吗？
只要我们尊重历史，直面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榜样”是难以医治“社会病”的。因为，“榜样”对人们的激励和感召力或有或无，或大或小，并不决定于榜样本身的力量，而是决定于他人是否接受、认同或仿效的态度和行动。而他人是否接受、认同或仿效的态度和行动又取决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即政治制度的总和）。常识告诉我们，北斗七星，本身即使再亮，也驱散不了弥漫于星空的黑暗。张志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没能阻挡住“文革”的狂澜。而在一个讲真话要献出宝贵生命的社会里，谁能学习敢讲真话的榜样呢？所以，社会扭曲的病态的身影，企望榜样的阳光来赐与正直，那是徒劳无益，没有一点希望的。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想过，中国的治国者为什么总是如此热衷于树立榜样呢？人家美国从来不号召国人向某某人学习某某“精神”（当然并不乏自觉学习某某人的“精神”的人们），人家不是照样活得很幸福很潇洒吗？国家不是照样很强盛很大吗？为什么我们树立了那么多的光辉“榜样”，传播了那么多的动人事迹，弘扬了那么多的宝贵“精神”，到头来国家反而不如人家呢？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弄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个现代政权，一个现代国家，医治“社会病” 其“下手方法”最要紧的并不在于老是树“榜样”，让大家有榜样可学。而是“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胡适语）“社会病”自然也就痊愈了。
再说，用“榜样”医治“社会病”还明显带有传统的“以德治天下”的味道。其前提显然是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盛衰成败首先决定于社会群体的道德素质，而通过榜样的道德人格的示范作用就可以解决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素质的提高问题。其实，这是很片面的。诚然，制度与素质是维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生存发展的两大重要条件。但在这两个重要条件中，显然社会制度往往比人的素质更为重要。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完善的社会制度往往比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更为重要。曾几何时，国人曾盛赞河北地区有一位被誉为“黑脸包公”的姜瑞峰，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手抓的典型人物，在中纪委多年来的直接关怀和培养下，姜瑞峰从一个乡镇工商所的所长，高升到了今天石家庄市纪检委书记。然而，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郭光允正在同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程维高苦苦较量，不幸身陷囹圄的时候，正需要这位昔日的“黑脸包公”出来大显身手，予以“拔刀相助”。然而，此时他竟然踪迹全无。事实说明，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道德榜样不仅无法发挥作用，甚至自身也会变质，不再成为榜样。
末了笔者要说的是，尽管中国治国者树立榜样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却总在验证萧伯纳的那句话：“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孔子惋惜颜回的早夭，在深许他的好学时说：“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可惜，我们的治国者往往在丢过“剑”的地方连“刻舟”的“认真”竟也做不到，以致让历史老是在“树立榜样”的小天地里迈着四方步，踱来踱去，何止 “贰过”呢？仔细想想，实在是有悖于树立榜样的“悠久历史”的良苦用心。其实，医治“社会病”的药方并不难寻。俗话说：“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这就是，与其憧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彩虹，不如鼎力架设脚下民主制度的桥梁。
2004年6月2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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