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军团—秦军秘史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初起西垂

――秦与秦军的诞生
回望秦军统一中国的步伐，那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3000多年前，周王朝在镐京统治着中国。在王国的西北边陲，生活着一个专门为国君养马的部落，他们就是最早的秦人。这是一个传奇般的部落，它最早的居住地在哪里，什么时候迁移到西北高原，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史记・秦本纪》中给了我们一种解答，司马迁使用了神话式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秦人的起源：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一个叫做女修的姑娘在纺织时，一只黑燕子从天上经过，落下了一只鸟蛋，女修拾起来，吃了下去，因此而怀孕，生子大业，即为嬴姓的始祖。这个传说让人想起了那个有名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大概人们都愿意将自己的祖先附以上天的旨意。
秦人在夏、商时，曾先后臣服于夏、商统治者。到了商朝末年，商纣王昏庸无道，杀掉许多忠心的大臣，又不断发动对东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使得民不聊生。在商朝控制之下的周边地区也纷纷反叛。周武王趁机发动灭商战争，一举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西周建立不久，周武王就死了，周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国政交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执掌。这引起武王的另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的不满，他们联合东方以商纣王子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发动了叛乱，包括“嬴”姓氏族在内的一大批氏族部落都参加了这次叛乱。
周公亲自率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了叛军。平叛后，为惩罚参与叛乱的人们，周公将他们赶离故土，逐到遥远而荒僻的地方。秦人就是在这时从黄河中下游被赶往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的。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秦人主要活动在被称为“西垂”的地方，这是相对中原王朝而言的地理概念，从今陕西一直到甘肃天水一带。
秦人善于养马和驾御，传说那位曾见过西王母的周穆王到西方巡游，驾车的就是秦人“造父”，他能日行千里，被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
在周孝王时，秦人沦为为周王养马的奴隶。也许是出于拉拢秦人的目的，周王把秦地（今甘肃天水附近），分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另一说分封给其异母弟），让他们作为一个附庸，接续嬴姓血统，称作“嬴秦”。“秦”这一称呼由此而来。
在西周的大多数时候，秦人默默无闻地游牧于西北高原上，不为人所知晓，仿佛已被世人遗忘。要不是公元前771年发生的那次震惊华夏的事件，秦人也许会永久地沉默下去了。
公元前771年，一直强大的周王朝被来自于西方的游牧部落――犬戎，攻陷了都城镐京，周幽王也为犬戎所杀。周王朝被迫迁都。
在周天子向东迁移的时候，养马的秦人出兵护送。秦人的首领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驾，把周平王平安地护送到东都洛邑。
为了感激秦人的忠诚，周天子封秦人的首领为诸侯，并把周人早年的聚居地“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岐山，今陕西岐山)封给秦，秦人就这样拥有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刚刚立国的秦人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当时，周天子封赐秦人的土地都是在游牧部落的控制之下，要立国首先面对的是强悍的游牧部落。而西北高原一直是游牧部落的天下，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极其凶猛，他们经常对秦人进行攻击和屠杀。史书记载，秦人几代先王都战死在疆场，刚刚诞生的秦军血流成河。然而，这支顽强的军队开始在逆境中成长。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秦军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
在西部站稳了脚跟之后，秦人的眼光转向了东方。这时，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弱小的国家一个个都消失了，出现在秦人眼前的是六个强大的对手。秦人发现：对手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向东扩张的梦想一时很难实现。
魏国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史书记载：魏国军队身穿重装铠甲，以强悍而闻名。魏文侯是战国初期的英明君主，他任用善于用兵的吴起为将，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魏军攻取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国的河西之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
尤其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秦、魏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军队，大破十倍于己的秦军。秦国东进的梦想破灭了，秦人开始气馁起来，不得不停下迈得过快的脚步。东进的失利使秦人忿恨不已，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能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方式。
使秦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是在公元前356年，那一年，一个叫商鞅的人开始在秦国推行改革。
为使秦国强盛起来，可以与东方六个强国相抗衡，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主要通过几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秦国的富强。编制户籍，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实行连坐法，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与降敌同罪；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级爵位制，依军功大小受爵，凡斩敌首一个，则赐爵一级；奖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者，免除赋役；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实行县制，把全国划分为41个县；统一度量衡等。保存至今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改革的见证。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农战”与“法治”两个方面，这些改革措施使秦国一步步走向了强盛。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开始迅猛地向东推进。

第一部分缤纷青铜

――秦军兵器的种类
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的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最后一次出巡东方，曾经亲自在东海上射杀巨鱼。巨鱼据学者推断应当是一种鲸鱼。司马迁记载：在这场格杀中，秦始皇和他的卫队使用了一种叫连弩的兵器。连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能够致鲸鱼于死地的话，这种武器的杀伤力必然令人心寒！秦始皇陵墓道门上曾装有能自动发射的暗弩，暗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一种远射武器，跟现在的步枪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由于增加了发射用的机栝，因而可以从容瞄准，待机而发。除了像弓一样可以使用臂力以外，还可以利用脚力或者机械力，弩的威力因此大大增加。据考证，弩有可能是楚人发明的。战国时期，楚国面积广阔，国力强盛，楚军是秦军的主要对手之一。在楚人的旧地，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少战国末年楚国的弩。可秦弩在哪里呢？
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秦弩在沉睡了2000多年后，重新出现在阳光下。与楚国的弩相比，秦弩的弩弓和弩臂加大了许多，大大地提高了射程，威慑力也因而更强。瞄准用的望山也增高了，从而提高了远距离射击的准确性。有一种劲弩竟然在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使弩的射程更远。《史记》上说，战国时期，韩国以弩而著称，韩弩的射程超过了800米，而俑坑中出土的秦弩与之相比毫不逊色。
俑坑中的秦弩，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腐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而秦国劲弩的射程更远，极限可能在900－1000米之间，现代步枪的射程是在1500米左右。青铜剑在战场上主要用于防身和近距离格斗，而战国至秦期间，远射兵器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是当时的主导兵器之一。
在秦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这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弩机上的望山，在上弦时可以自动地把扳机重新调整到击发的位置。但它还有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功能！
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
在冷兵器时代，弩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武器。一直到了近代，随着枪炮的出现，弩才逐渐退出了战争的舞台。2000多年前，秦人就已经大量地用弩来装备正规军了。而一直到15世纪，欧洲的战场上也没有出现过弩这种武器，射程最远的大弓也只能射到200米之外。史书记载，北宋的床子弩射程可达1500米，如果属实的话，射程已经与今天的步枪相当了。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戎弩一次可以射出十支箭，嬴政射杀鲸鱼的连弩也应该是可以连发的，究竟一次能射几支已不得而知。不过毫无疑问，强弓劲弩在中国的战争史中肯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那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
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
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
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易受风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
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
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专家们搞过风洞试验,就看箭怎么飞，这样的箭头出去以后，它上下左右的气流是平等的，所以才能保证这支箭沿着预定的轨迹前进。
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特大型号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克，比其它铜镞长一倍有余。迄今为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的最大的铜镞。强弩配以精良硕大的铜镞，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足以令人心寒。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秦人在铜镞制造方面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
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
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
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七书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者仿制。
从兵马俑遗址中发现了秦国其它种类繁多的兵器，戈、戟、矛、铍等兵器与秦弩、秦剑组成了一个完美的青铜武器库。然而据专家考证，战国时期除秦国以外的六个强国，也同样以青铜兵器为主。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六国之后，担心六国的残余势力重新发动反秦战争，把天下的兵器都收集到都城咸阳，铸成十二个金人（即铜人），可见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应用之广泛。如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兵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
以楚国为例，从兵器质料上可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制品。铁兵器主要有剑、戈、矛、匕首、镞等；铜兵器主要有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
在楚国故都纪南城四周三四十公里范围之内，分布着数以千计的楚墓，1975年开始先后抢救性地发掘了其中的554座，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兵器的数量最引人注目，有各种兵器达571件，计青铜剑172把、铜戈150件、铜戟7件、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另有数量众多的箭簇。
楚国青铜剑的制造久负盛名，在楚国灭掉越国之后，越国的名剑与干将、莫邪等铸剑名师尽收于楚，使楚国的铸剑工艺精美，居于六国前列。
然而，考古学家发现秦国青铜兵器与六国的兵器相比更为齐整划一，同类的兵器大小、形状几乎完全一样。那么100余万南征北战的秦军将士手中所持的兵器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第二部分泰山压顶

――秦赵长平决战
根据兵马俑的布局来推测：2000多年前的长平战场，赵军首先面对的是秦弩兵，紧接着就是秦步兵的冲击。他们是秦军真正的主力部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两军初次交锋，赵军损失惨重。深知秦军厉害的赵军统帅廉颇，立即改变策略，全线撤退，凭借有利地形，构筑壁垒固守。秦军久攻不下，又远离国土，战局反而开始对秦军不利。
《史记》中写到：秦人用反间计使赵王上当，以年轻的赵括代替了老帅廉颇。赵括到达前线后，立即改变部署，向秦军主动进攻。而秦王也秘密换上战国时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白起为秦军总指挥。
当赵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白起认为战胜对手的机会已经来临。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讨论，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秦军主力开始在长平东南的有利地势上构筑壁垒，与赵军作战的部队依照白起的命令佯装败退。
赵括果然中计，率领赵军主力离开大本营，进入了秦军的口袋阵。
在夜幕的掩护下，两支背负使命的秦军悄悄地离开了营垒。一支2.5万人去断赵括的后路，另外一支5000骑兵直奔赵军大本营。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两支部队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彻底改变相持局面。
今天，这条将整个长平谷地一分为二的河流仍在流淌，当年包抄赵军的秦军，就穿过了这条河流。
然而，军事专家对这两支秦军部队一直心存疑惑。2.5万名奇兵属于哪一个兵种？5000名秦国骑兵究竟如何作战，这一切都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2000多年后，在秦始皇兵马俑坑，考古人员发现了秦军的战马。专家测量了100多匹陶土战马的身高，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战马高度都统一为133厘米。史书上说，秦军选择战马的第一个条件是马的高度必须达到5尺8寸，5尺8寸正好是今天的133厘米。秦律规定如果发现马匹不堪使用，或者在奔驰、羁系时不听指挥，县司马、县令、丞都要处罚。已经挑选的马匹，送到军中之后还要再次进行考核，如果马被评为下等，县司马、县令、丞同样也要受处罚。看来，秦人对战马的选择十分严格。
据史书记载，秦马“探前蹶后，蹄间二寻者不可胜数也”。就是说秦马奔跑时前蹄子往前一趴（探前），后蹄子往后一蹬（蹶后），前蹄子和后蹄子之间可达一丈六之远，这样的马多得很，数都数不清。充分说明了秦马的优良。
秦国对骑士的挑选也相当严格，要有良好体质和才智的人才能被选中，秦军的骑兵在战国时期非常著名，在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秦国骑兵俑，平均身高在1.80米以上，体型匀称，神态机敏。精心的选择造就了一支无往而不利的秦军骑兵。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赵国是创建中国骑兵的第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仓促的结论忽略了秦人的一段历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组建骑兵时，要比秦国晚了300多年。
3000年前，秦人的祖先生活在今天甘肃东部的高原，那里草场肥沃，最适宜养马，秦人就是以养马而起家。
早期秦人与游牧部落杂居，为了对抗牧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骑兵部队。秦襄公利用这支骑兵吞并掉西北的广大地区，把许多骑马的游牧部落纳入到秦国的管辖范围。据《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曾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帮助晋文公重耳返回晋国，这里的畴骑，即指骑兵。但是，秦国的骑士在哪里呢？
在那个仍然覆盖着黄土的大坑下面，就肃立着一支完整的秦国骑兵部队。
这就是秦国的骑士：他们身材修长、装束简洁，独特的皮帽紧紧地勒在下颚上。专家发现，和赵国早期的骑兵相比，秦军的马鞍先进了许多，它的两头微翘，已经有了现代马鞍的雏形。但是，一个最关键的发现是：秦骑兵仍然没有马镫。
事实上，最早的骑士，都是骑裸背马，既无马鞍，也无马镫。后来，原始的马鞍开始出现，就是在马背上放一块坐垫而已。在兵马俑坑，我们发现，马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两边微微翘起的低桥鞍开始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今天马鞍的雏形。高桥鞍的出现和完善又花费了很多年，一直到唐代才基本定型，在形状上已经与今天的马鞍基本相同了。
对于骑兵而言，马镫甚至比马鞍更为重要。考古证实，俑坑中的战马并没有马镫，秦军的骑兵是没有马镫的。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按着马背跳上去的。由于没有马镫，骑士的两脚悬空，没有着力点，无法用小腿来控制战马，双手也就不能完全腾出来全力挥舞兵器作战。
没有马镫的秦骑兵究竟如何作战呢？
从考古挖掘看，专家们在骑兵纵队中没有找到适于马背作战的长矛和战刀，却找到了箭头、弩这样的远射兵器，秦军骑兵竟然是用弩在马背上作战，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骑兵处在发展阶段时的形象。
可以相信，在长平战场上，直扑赵军大本营的5000骑兵还无法像后来的骑兵一样，挥刀舞枪冲击敌人。他们的任务很可能是监视赵军大本营的动静，袭击赵军运送粮草的后勤部队。这种以弓弩为武器的骑兵部队，非常机动灵活，可散可集，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实现长途奔袭，对敌人进行突然地远距离攻击，常常以出奇制胜的方式完成统帅的战术意图。
秦人同时也深知骑兵作战中配合协同的重要性，在厚厚的黄土下面，这支秦国的骑兵部队井然有序。他们四骑一组，三组一列，八列共108名组成一个纵队。骑兵的行动贵在迅速，但又必须保持严整的队形，不然就会变成乌合之众。考古证实：秦骑兵已经具有非常严密的组织，这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骑兵编队。
由于有复杂的编队，秦骑兵的整体攻击力要超过散兵作战的北方少数民族；由于深厚的养马、训马和骑兵传统，秦人的骑兵比起东方各国，同样具有很多优势。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这支骑兵部队无疑是一支最有杀伤力的先锋部队。
战国时代，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骑兵部队在秦军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攻击力量。长平之战，5000秦骑兵最终截断了赵军的粮道，为彻底包围对手发挥了关键作用。
山西省的高平县，有个村庄叫三军村。2000多年前，赵军的统帅部就设在这里。赵军被围后，立即建筑工事，等待救援。这时，司马迁写到，秦军统帅白起并不马上发起总攻，而是围而不打，只出动轻兵反复袭击、折磨被围的赵军，他准备用更加残酷的办法削弱对手的战斗意志。
围困持续了46天，在那悲惨的日日夜夜里，在成群饥饿疲惫的赵军士兵中反复冲杀的秦军轻兵，究竟是什么部队呢？
在众多的陶土战士中，有这样一群，他们没有任何防护铠甲。在冷兵器时代枪林箭雨的战场上，这种装束的战士不是连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格斗技术，就是拥有非凡的勇气。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战士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谓的“轻兵”。但是，其它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在第二个俑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战车的残迹，当探测结果全部出来的时候，专家们却颇感意外。
在秦的时代，车步配合是最典型的作战方式。在庞大的战车后面，总有步兵跟随，进攻时车步总是一齐向前推进。车驰卒奔的作战方式曾经风行1000多年。
但是，这里的探测结果却完全不同，在厚厚的黄土下，埋着一支纯粹由64辆战车组成的部队，他们的后面没有步兵跟随。
这些战车车体窄小，仍旧由四匹马拉动。可以推想，由于没有步兵跟随，他们完全可以跟上骑兵的速度。战车上的士兵配备着戈、矛等刺杀兵器，正好弥补骑兵无法近身攻击的缺憾。
一些专家认为，袭击被困赵军的轻兵，应该就是这种独立战车，将赵军一分为二的2.5万名士兵很可能就有这种独立战车部队。
赵军主力在长平被围的消息传到咸阳，忐忑不安的秦昭王喜出望外，他立即亲自赶赴前线，将15岁以上的男子悉数征召，组成一支大军。这支临时拼凑的秦军从战场的两翼，一直插到赵军大本营背后，彻底切断了赵军的后路。
赵军统帅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他把部队分为四队，拼死突围。司马迁没有提赵括是向哪个方向突围，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是，向赵军的大本营方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赵军必须闯过一关，就是那2.5万奇兵，正是他们，关闭了赵括与大本营守军会合的铁门。
可以想像，在整个包围圈上，这里曾经发生过最为惨烈的战斗。这支“绝赵军后”的秦军部队，如果没能顶住赵军的拼死突围，这场战争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此时，除了士兵的勇敢，没有什么比精心组织的军阵更有效了。
在这个凝固的地下军团，6000多个兵马俑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秦军军阵。排列在军阵最前面的是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前锋。在军阵的最后面也有三排弩兵，至今还埋在地下，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后卫。而且这三排弩兵排成横队，其中有一排面朝后，它的这种布置是为了防止敌人从背后的袭击。
在军阵的右翼，有两列士兵，一列朝前，另外一列面墙而立。在左翼，也有一列士兵面目向外，虎视眈眈。这样布置是提防大军的左右两侧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些面壁的士兵正是整个军团两翼的护卫队。
它有前锋，有后卫，有两翼，在四面围绕之下，中间是一个庞大的军阵的主体。
这是由38路纵队组成的主力部队，步兵和战车相互交错，浩浩荡荡，气势磅礴。
它是个囤居聚的阵势，兵书上有记载，当阵形没展开的时候，坚若磐石，一旦展开，如万弧挺刃，好像一把刀，一下子挺开了。
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极其经典的军阵范例，它进可以攻，无坚不摧；退可以守，固若金汤。在这样的军阵前，赵军难逃厄运。
附近有个村庄叫白起堡，传说是当年秦军统帅白起的指挥部，作为最高统帅，白起怎样指挥他那庞大的军阵呢？秦军投入到长平的总兵力在50万以上，即使在一个局部战斗中，恐怕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
古代兵书上说，军队是靠擂鼓和鸣金来指挥作战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军阵的指挥车上果然发现了指挥工具。可惜，革制的鼓早已腐烂，但这个青铜铎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秦军战士，就是听着它的声音从战场撤回。鸣金是收兵，而击鼓则是前进。各级军官根据旌旗的指示改变击鼓的节奏，士兵们根据节奏行动，这样，在指挥官的意志下，成千上万的士兵作为一个整体进退攻守，互相配合。
在长平战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为惨烈的阶段。40万赵军被秦军死死围住，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0多天，伤兵的惨叫和哭声弥漫四野，活着的人把伤者杀死吃掉，秦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惊恐不安。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正是白起所期望的。
在高平的谷地，有一个围城村，当年赵国的士兵很可能被秦军围困在这一带，绝望中的赵括挑选了精锐的战士，准备做最后一搏。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当年亡命突围的赵军，正是撞在了秦军无坚不摧的军阵前，这是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
万弩齐发，赵军一个个倒下。统帅赵括就是在最后一次突围中被射死的。残余的士兵惊魂未定时，青铜戈矛组成的方阵已经像一座座山一般压了过来。绝望中赵军的战斗意志最终被秦军彻底摧毁。
20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激战早已化为司马迁笔下简约的描述。
40万受尽折磨后向秦军投降的赵军，除去240名幼小的士卒外，其余都被白起下令活埋。
在古战场的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成堆的白骨。尸骨的边上还遗留着士兵们的兵器和随身携带的钱币。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这场前无古人的大战，震惊了山东六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它诸侯国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长平之战结束的那一年，一个婴儿出生了，他就是未来的秦始皇，那个即将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

第二部分大漠绝尘

――接连长城千万里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占有今内外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之机，匈奴不断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
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平定了南方之后，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
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挥师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决匈奴问题。但是，30万强悍的秦军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犯，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陆续在边界上修筑过长城。在今天甘肃省的临洮县，这段古长城就是由秦始皇之前100多年的秦昭王所修。
从秦长城向北，就是已经灭亡的赵国曾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长城。这条长城时断时续，早已破败不堪。
到达北部边疆以后，30万秦军的任务就是维修、改造破旧的长城。
秦军和匈奴人周旋了几百年，蒙恬家族几代人都是秦国的战将，他应该非常了解与匈奴作战的艰难。
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居无定所，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如果秦军仓促出击，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绕到别处大肆抢掠，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秦军劳师远征，寻求决战而不得，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蒙恬选择了长城战略。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长城不仅用于防御，蒙恬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
长城的首要作用是预警。那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t望哨，为了提前预警，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线，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也是长城工事上的战斗支撑点。
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秦军又修筑了屯军要塞，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在出击匈奴时，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有了这套体系，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蒙恬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
以长城为依托，装备先进的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匈奴人暂时退到了大漠深处。在此后的很久一段时间，胡人都不敢南下牧马，士兵也不敢弯弓抱怨。
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秦帝国从内地征发了100万人，沿着几千公里长的北部边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施工多在蛮荒偏远之地，《史记》记载：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
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一条万余里的长城横贯帝国的北方，秦人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
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尽管有长城的依托，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专家推测：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粮食，却只能剩下一石供应军队。
192石剩下1石，途中的消耗率是99.5%，就是说99.5%的粮食都在运粮途中消耗了，到了战场就很少了，可以看出，古代的粮食运输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战争，后勤运输之艰难，很可能令秦始皇彻夜难眠。作为帝国的决策者，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天堑变通途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像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发现这些木板上有字和线条，仔细观察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竟然是地图。
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这些地图除了没有比例尺以外，其它五个标准都具备，地形的起伏高下，河流的曲直，距离的远近方位等，描绘得都很清楚。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在那么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现在都还非常荒凉的地方，要把这么一条路修成，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当时顺着直道走的时候，就发出了“轻民力”的感慨，感慨统治者对老百姓看得太轻了。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第三部分举国之战

――秦的总体战
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五个要素视为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战胜负的关键。
孙子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一定的土地面积，可以出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出一定的军队，一定的军队就构成了实力的对比，那么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从这点上看，秦国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使它成为霸主的必由之路。
为了消灭对方的实力，争霸各国是不择手段的。古代就已经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在交战的各方中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与军人的区别，小战杀人“盈城”，大战杀人“盈野”，每一方都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与战争潜力为目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40万人，尽数坑杀，一方面是消灭赵国的作战勇气，更主要的就是使赵国丧失再战的能力。
战国末期，秦国尽起全国60万大军由王翦率领伐楚，楚国也尽发全国之兵，与秦军对峙，楚军的失败不是由于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统兵将领无谋略，然而楚军却在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从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楚军的失利，竟是由于楚军动员人数过多，造成后勤供给发生困难，军粮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难以支撑下去，才被迫东走，为秦军趁机击破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
西方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过在秦国那里并不适用。秦国所做的一切更像是鲁登道夫所讲的，只不过是为战争服务。从今天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秦国实行总体战最为彻底，在十年统一战争期间，以500万人口却动员100万的军队,在正常情况下，按照秦国的人口是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军队的。为了与六国作战的需要，秦国不断扩张军力。根据《商君书・兵守》的记载，秦国三军分别为“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实际上秦国除了招募壮年男子从军外，还大量招募了女子、老弱为兵负责守城，担任运输、养马、做饭、救护等后勤补给工作，以便把尽量多的精壮男子送上前线。
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秦国以西垂一小国在春秋之际就敢于东出与晋、楚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一争短长，进入战国以后更是不断东进，陆续击败东方华夏诸强国，不能不说其全民动员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诸多史家认为的那样，秦虽无道，而秦国的确开了此后2000多年来连绵不绝的典章制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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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的军衔制度
2000多年前，秦国云梦县一位兢兢业业的法官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敌人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法律制度，从此，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按照商鞅的理论，就是要把老百姓塑造成只知道耕田和打仗的机器，其他事情都不要问，作为一个老百姓，要么就是生产，多打粮食，要么就是到前方去拼杀，多杀敌人。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规定，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你的整个生活都跟打仗挂钩了。你只要参加战争生活就会改变，秦人也由此而变得更加急功近利。
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人们发现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其精致程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进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位的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二级爵位的上造只能吃粗米一斗，也有菜羹一盘，并供应盐二十二分之二升。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由军功而划分的等级森严，也让普通士兵产生了无止境的求爵欲望。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可以理解了。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战国策》上说，秦国的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好像饿狼碰见食物一样。对于秦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美味、豪宅，甚至是娇妻。
在兵马俑坑里有这样一些士兵，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兵器，却不穿一丝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什么身份？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时，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在商鞅的著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制定了最为丰厚的奖赏，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谓的“陷队之士”。
2000多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他们的历史有关。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栗。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进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
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那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因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进爵。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
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或许是全军的规定，也可能是士兵的自觉行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
秦人的军功爵位等级的规定是战国列强中最复杂的，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整整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军衔是军人荣誉的象征，使用军衔是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2000多年前的秦军是否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军衔制呢？
军衔必须是可以识别的，仔细观察这支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穿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那种麻布做的尖顶圆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应该是爵位级别的标志。
专家推测，这些梳椎髻、穿便装的弩兵，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他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士。身穿铠甲、梳着发辫或戴着圆帽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他们的名称是上造。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公士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
在两道隔墙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纵队，那个胳膊前伸，手握缰绳的是驾御战车的御手。在兵马俑坑，所有的御手无一例外都戴着板状的牛皮帽子，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在战场上，御手直接主宰一辆战车的安全，他们的位置很关键。
兵马俑坑发现以后，考古学家袁仲一曾提出了一个想法，一辆战车的指挥官，应该是御手，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
参照史书记载，御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他们很可能就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御手的权力是主管一辆战车。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
在陶俑群中一个军官双手按剑、气势威严，帽子的形状十分独特。他的铠甲是所有陶俑中最精致的，甲片细小而规整。前胸和后背都有花结，这种花结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军官的肩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介于都尉和御手之间的还有一种军官，他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
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它诸侯国的军队。
有专家认为，兵马俑是按照秦京师军的原型制作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里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怎么会没有统帅呢？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在庄严的咸阳宫中，为他举行了加冕的典礼。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但由于年龄太小，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加冕典礼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从此，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在皇宫外面，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却乘机开始了。一个叫钡娜舜着自己的人马，冲进咸阳宫。他想铤而走险，夺取权力。
阴谋并没有得逞，叛乱以失败而告终，北淮σ约刑。司马迁记载：这次武装反叛仅仅斩首了几百人。图谋造反的泵挥腥〉镁队的支持，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钡娜ㄊ平龃斡诠君，位居20级爵位的顶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度都由本龆ā５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无法调动军队，逼笸加霉君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但印章根本不管用。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
当时调动军队必须要用虎符作为凭证。虎符传说是西周时期的姜太公所发明的，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其外形呈虎的形状，所以称为“虎符”，也被称作“兵符”。
1973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青铜虎符被称为“杜虎符”，是左半个虎符，符有错金铭文40个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战国晚期秦的新V虎符，其错金铭文也是40个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V。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ㄒ玻。”
这两个虎符的出土证实，史书中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是可信的。秦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根据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军情非常紧急，发出烽火的警讯，统兵的将领不必等待符的两半相合，可以立即调兵采取军事行动。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虎符是军队指挥权的标志，它使所有的秦军都控制在国君一人手里。
根据合理的推测，秦国国君应该有无数个虎符。得知叛乱的消息，秦始皇迅速调集了大批的御林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反叛。由于无法窃取虎符，谋反的本透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失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作为秦国军队的象征，兵马俑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那个人就是秦始皇。离兵马俑坑1公里左右，伟大的秦始皇就安葬在那个巨大的土堆下。
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一个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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