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印度》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感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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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感受印度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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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既是一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又是一个变化万千、充满矛盾的神奇世界。它历史悠久、民族混杂、文化纷呈、语言复杂、宗教众多，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凡此种种，使印度看起来像一个谜一般的国家。在国人眼里，印度与中国是那样的近，近到四十几年前两国因边界问题而打了一仗；然而，印度又是那样的遥远，远到我们曾经把印度看成西天，以为那就是世界最远的地方，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远涉千山万水，要战胜千妖百怪，要经历九九八十一个磨难。2002年7月到2004年12月，我作为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在印度工作了825天。我对印度最主要的感觉之一就是印度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现象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在印度的工作过程，就是一个感受、思考和破解印度之谜的过程。
谜，纷至沓来
一踏上印度的大地，谜就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到我面前。在班加罗尔机场，代表官方接待我的礼宾官迪尔先生竟然是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残疾人。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有的是人，却为什么让一个残疾人担任涉外的礼宾官员呢？迪尔先生猜到了我心中的疑惑，他主动告诉我，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拉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名额，他是获得硕士学位后，通过考试成为礼宾官员的。
我在印度出席的第一个宴会是印度朋友克瑞迪亚六十大寿的寿宴。我找遍了所有的菜盘，竟然全是素菜，不仅没有鸡蛋，而且连土豆、红薯、萝卜等菜都没有，吃的全是地面上长出的东西。由此，我又产生了一系列谜一般的疑问：为什么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为什么印度会产生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这一现象？为什么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为什么前总统文卡特莱曼等权贵名流组织素食主义者协会，宣传素食主义如此卖力？
我在印度出席的第一个大会是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6周年庆典。以后，开会多了，谜也逐渐多起来。为什么印度人开会，都争着坐前面？为什么印度人开起会来，会场秩序出奇的好，我从没有看见有人在会场上抽烟，从未看见印度人开会时在台下窃窃私语开小会。印度人开会时即使上厕所或接听手机需暂时离开会场，也是猫着腰，悄悄离去，至于开会时打瞌睡这一现象，有，但难得看到。更有甚者，中国人多数带着耳朵去开会，印度人参加会议，既是为了听人家说什么，更是为了让人家听自己说点儿什么。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任何演讲者讲完之后，都必须留出时间回答与会者的提问。而不少人提问前，往往要大侃一通，把自己的看法阐述一遍，然后，再提出问题。很容易看出来，一些人提问只是一个借口，借机发表自己的见解才是真实目的。有意思的是，一般情况下，提问者非常踊跃，会议主持者往往一再提示：“时间只允许提最后一个问题了。”而提问者也往往举起手来，说“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许多发言者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上台时手中都拿着稿子，但很少有人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字斟句酌的演讲者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是一个比一个幽默诙谐，引得台下笑声此起彼伏。在班加罗尔2002国际软件博览峰会上，印度总统加兰姆在讲话时说，我的讲话稿反正报纸上会登出来，我就不念了，你们自己以后读报就是了，我给你们说点别的东西吧，引得台下掌声雷动。在印度人的会议上，常常听到的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我注意到，印度人参加会议，既能直抒己见，又能注意不强加于人，虽然看法相左，甚至唇枪舌战，但却始终注意彬彬有礼，尊重对方。讲完后，互相握手致意，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又相逢了，尽显君子风范、绅士气度，台下听众对发表不同意见者，都给予鼓掌，对不中听者，并不发出嘘声。
我第一次逛街时，就遇到了一个个的谜。印度人理发，男女分开，有为男人开的理发店，有为女人开的美容店，女人不为男人理发，男人也不为女人美容。印度人开的舞厅，必须男女成双成对才能进去，若是单独一人，则恕不接待。按摩室也是男女有别，男女分开。印度是语言大国，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官方语言，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中小学生在学校里，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还要学邦里的官方语言。我出席的一次会议，有人讲英语，有人讲印地语，有人讲马拉地语，还有人讲古吉拉特语，结果，一些人听不懂。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常常要靠比比划划来相互沟通，你说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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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感受印度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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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无所不在
穷人一身是谜。印度贫富悬殊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比例高达55%。然而，两极如此对立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却总的不错，犯罪率并不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一贫如洗，却很少有人铤而走险，谋财害命？几千年来，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朱元璋起义、李自成起义这样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或者说，没有哪一个封建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相比之下，印度人显得那样逆来顺受，不愿意造反，这又是一个谜。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没有集体偷渡的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实在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不少人很穷，迫切想发家致富，但为什么没有走上这条邪道，值得琢磨。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捐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事先登记在册，需要时通知其到医院捐献，自愿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
富人一身也是谜。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不少印度富人乐于行善，主动施舍。例如，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印度不少高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呢？来自于社会的捐款。公立大学，特别是像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儿，只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公立大学的钱从哪里来呢？主要也来自社会的捐款。印度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其控股公司“塔塔之子有限公司”拥有下面各公司25%―38%不等的股份，而“塔塔之子”65%的股份是由两个非营利性的托管机构所拥有。赢利的65%进入慈善基金，再投入慈善事业。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
男人一身是谜。在印度，男人干女人的活，如扫地、抹灰、端盘子，饭店里的服务员，家里雇的佣人，绝大多数是男的。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从未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
女人一身也是谜。在乡下种地，在城里疏通阴沟、搬运沙石、打扫大街等等，主要是女人在干。在许多国家，男婚女嫁时，男方总要给女方可观的彩礼，但是，在印度却恰恰相反，一个女子在结婚时，需要给男方陪送大量的嫁妆，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还要送一辆汽车。一个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婆罗门如果要娶妻的话，对方的嫁妆可能要100万卢比（将近20万人民币）。婚礼的费用也由女方负担。如果丈夫对嫁妆数量不满意，会经常打骂妻子，妻子也觉得直不起腰来，沉重的精神压力使许多女子被迫自杀，不少穷人家的女儿因无力置办嫁妆只能终身不嫁，老死闺中。由于在印度生女孩比生男孩的压力要大得多，将来付出的嫁妆是一个沉重的家庭负担。因此，在一些城市里，一些私人堕胎诊所打出的广告语就是：“今天你花400卢比，将来可能会省40万卢比。”印度寡妇命运悲惨，以前常常自焚殉夫。马克思曾谈到英国殖民当局当年曾下令禁止殉夫，然而，在加尔各答、孟买等地，50万印度妇女当时上街示威，竟强烈要求还妇女以殉夫的权利。英迪拉・甘地夫人担任总理时，在新德里还发生过一些妇女支持自焚殉夫的游行，遭到这位铁娘子的严厉痛斥。然而，2002年8月，在中央邦又发生逼迫65岁寡妇自焚殉夫的事情，逼迫者当中，还包括寡妇的两个儿子，真是匪夷所思。
当官的也一身是谜。印度人也许不怕热，即使是在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军队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有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却也只有电扇在转。马哈拉斯特拉邦邦长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这有点怪吧？是因为印度太穷，连三军高级将领和一邦之长都没钱安装空调，还是高官们珍惜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艰苦奋斗，与大家打成一片？此外，从印度政府总理以下，任何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
社会上也处处是谜。例如，印度火车里程比中国长，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印度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会为你挪出一个待的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人士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的后备箱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而吵架的。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导致了鸦片战争。但鸦片的栽种国印度为什么没有泛滥成灾？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然远不如中国瘾君子多，这是为什么？一方面，印度法律规定，女孩18岁、男孩21岁才可以结婚，另一方面，童婚在一些地区却依然存在。印度媒体报道，2002年4月20日当天，竟有近3000名4―13岁印度儿童在印中部的昌迪加尔邦举行了集体婚礼。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大多计划生育，我认识的不少印度朋友都只有一两个小孩，但整个国家生育率远远高于中国，一个成人乞丐往往带着三四个小乞丐。中国庙里拜的是神仙，是菩萨，也拜关公，拜张飞等，不管拜谁，拜的都是人。印度庙多，不仅拜人，还拜动物，到处有老鼠庙、猴子庙、蛇庙等，印度万物为神，究竟有多少神，连印度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特别是神牛在印度为何如此威风，豪华轿车也要为它让路，实在难以理解。2002年10月18日，我在孟买报纸上看到，一群印度教教徒将５名低种姓的“贱民”活活打死，这一惨剧16日晚发生在距离新德里西北75公里处的一个村子。被打死的５名男子年龄都２０岁上下，属于低种姓阶层。一直以来，这些人就以剥死牛皮出售为生。而这次不知何故，有人放出谣言称他们剥牛皮时牛还活着。印度教徒冲进警局，将躲在里面寻求庇护的这５名男子揪出，并在一大群警察面前将这５人活活打死，还放火焚烧了其中2人。虽然围观的警察远远超过这帮印度教徒的人数，但因为担心引火上身，无人上前阻止这一暴行。一名试图劝阻的地区行政长官面对暴力，也不得不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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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感受印度之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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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印度不仅出怪事，而且出“怪人”。释迦牟尼放着现成的王太子不做，离家出走，漂泊多年，含辛茹苦，在饥寒交迫中终于悟道，创立了佛教，你说怪不怪；筏驮摩那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却抛富弃贵，离妻别子，出家为僧，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常年一丝不挂，即使蚊子在身上咬，蚂蚁在身上爬，也听其自然，绝不杀生。他创立的耆那教几千年不衰，反对一切战争的几百万耆那教徒被政府在法律上免除了兵役。印度还涌现了终生吃素，只穿自己纺的布，坚决拒绝出任总统及其他一切高位的印度国父甘地。
谜，难以理解
说印度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度，是因为印度矛盾的现象太多了，这是印度怪人怪事层出不穷，怪思想怪现象不断涌现的一个内在原因。只要稍加留心，这种矛盾性就处处可以发现。
第一个矛盾现象是印度人知天乐命，随遇而安，物质生活上总的来说贫穷，但精神生活却几乎人人是“百万富翁”。对许许多多印度人来说，发展不是硬道理，精神享受，优哉游哉，随意一点，洒脱一点，休息好一点，是第一位的选择。印度人假日太多，同这一点恐怕有关。在印度办事常常找不到人，这确实有点怪，因为按照法律或潜规则，他们都休假去了。在印度，公务员一年可以休息200天，军队一年有51个节日。某种宗教教徒过节，其他教徒照样放假，而印度有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锡克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每种宗教又有多种节日，因此，只要是某种宗教信徒，就经常生活在节日之中。10亿印度人，几乎人人信教，所以，我们见到的印度人，是常常在拜神，在休闲，而不是在工作，这是不是有点怪？
第二个矛盾现象是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在印度，公务员和纳税人的比例是1比92，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的“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50余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如今，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印度名副其实的软件王国，但是，主管这项工作的卡拉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人如此之少，工作成效如此显著，这也应当说是一怪吧？
第三个矛盾现象是，从总体上看，印度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但在一些领域里，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但它的高等教育却很发达，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可算名列前茅。她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软件工程师。迄今为止，印度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是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以至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有些地方至今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传统，但印度却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但它却拥有有两三亿人口的中产阶级，能养得起航空母舰。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要先进得多，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产值约为印度的2.45倍，人均产值约为印度的3.77倍。但是，龙象之争中仍然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值得关注，例如，2003年，在股票市场方面，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2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股票日交易额合人民币400亿元，在全球居第三四位，中国2003年为133亿元。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
第四个矛盾现象是，许多人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价值观、行为方式却是传统的。例如，印度许多IT精英们，应该够现代了，他们引领着印度的新经济，但他们却经常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穿着新潮西服、打着领带、开着轿车、住着别墅，可婚姻还是父母包办，更要顾及种姓。
第五个矛盾现象是，印度整体上虽然穷，但却能关注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对观众来说都是免费的。印度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售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许多其他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和其他观众一样，我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十多个剧场，常年如此免费演出，这算不算一怪？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个学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都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享有助学金。但是，既然收费不贵，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文盲，这又是一个谜。此外，公立医院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印度的农民可以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居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可以属于你。所以在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医保等。
如今，无论走在印度哪一个大城市，麦当劳餐厅中身着牛仔装的摩登青年与大街上披着传统纱丽的妇女，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与遍布城乡的庙宇神龛，风驰电掣的轿车与高视阔步的神牛，清晰可闻的上网拨号声与遐迩阵阵的祈祷声……这些矛盾现象，也许正表明当代印度正处在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历史过渡时期。中央电视台驻印度特派记者张讴对我说：“认识印度，要有勇气把相互冲突的形象拼凑到一起。”这句话真是入木三分，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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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感受印度之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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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印度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来越感到印度怪人怪事真是层出不穷，怪思想怪现象实在比比皆是。印度之所以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就因为这里确实有着太多的怪人怪事怪思想怪现象；这些怪人怪事怪思想怪现象，对中国人来说，不少很可能一时难以理解。
谜，耐人寻味
为什么印度有如此之多的难解之谜？为什么印度有这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怪现象？首先，这同印度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有关；第二，同印度传统哲学思想有关，这一思想主张万物有灵，万物平等，万物轮回；第三，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煮牛宰羊且为乐”，“莫使金樽空对月”；那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即使在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第四，印度文化是张扬个性，强调存异的文化。
印度这个文明古国与生俱来的神秘和庄严感始终是一种诱惑，或者说印度始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包容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冲突与矛盾后，这个国家整体上居然平和安静，充满人性。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当年访问印度后曾感慨地说：“印度，你只要见一眼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它同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他既感慨于印度悠久灿烂的文化，也感慨于印度宗教习俗的繁杂，更感慨于其传统色彩与工业文明交汇混杂的神秘气息。也许，我感受到的印度奇怪的方方面面，也许我所谓的“印度之谜”，马克・吐温当年早已感觉到了。尽管在各方面，当代印度与马克・吐温时代的印度已大不相同，但常驻印度的外国人对马克・吐温的感慨依然有着强烈的共鸣。
“对印度的任何评价都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观点可能也是正确的，这个国家太复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孙士海访问孟买时曾对我这样说过，这句话说绝了，他不愧为印度问题专家。
谜不等于坏事，在中国人看起来是谜的事，也许在印度人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琢磨印度的怪人，品味印度的怪事，解读印度的怪思想，破译印度的怪现象，是一种经历，一种升华，一种沟通，一种享受。
这本书是我身在印度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感受印度怪人怪事怪思想怪现象的过程中写成的，希望能对愿意更多了解印度这个谜一样国家的读者有所帮助。
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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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特色的印度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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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印度富人约有500万。大街上开轻型摩托车的大都属于中产阶级，拥有私人汽车的算是富人。贫富悬殊现象并非个别，在美国、西欧、俄罗斯等国家都比比皆是，有人认为，印度的贫富悬殊现象堪称世界之最。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到可以名列世界前几位，而且还看到了其他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的国家很可能没有的现象：富人不怕露富；穷人再穷也不仇富；不少富人并非只求一己之富，等等。印度贫富悬殊，但两极分化和两极对抗并不同步发展，社会整体稳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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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首富位列世界富豪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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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贫富悬殊的情况令世人咋舌，可以说，世界上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都在印度。印度最有钱的要数哈希姆・普莱姆基，身为维普罗（WIPRO）公司的老板，2002年，他被《标准商务报》评为世界第三大富翁，排在他前面的只有比尔・盖茨（９００亿美元）和沃伦・巴菲特（３６０亿美元），其个人资产约有350亿美元之巨，是当之无愧的印度首富。更有甚者，在《财富》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上，他曾紧随比尔・盖茨之后位居第二，因而，有人把他称作“印度的比尔・盖茨”。
印度各大城市都有集中的富人区。一幢幢风格独特的欧式别墅点缀在树荫之中，院内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不时可看到悠闲的松鼠、小狗、猴子和懒猫在嬉戏。在新德里、班加罗尔、加尔各答等一些出名的富人区，每家门口都停着好几辆车，“奔驰”、“宝马”轿车随处可见，秘书、私人保安、佣人、司机、花匠、杂工、厨师一应俱全。别墅虽然大小不一，但每层至少在3居室200平方米左右，备有一切现代化的厨卫设施。不少富人在周末邀请大批朋友前去聚会，而饭菜总是让五星级饭店直接派人到家里现做。
最有钱的人大多生活在孟买，那里是印度的经济首都，印度前1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的总部设在孟买。2003年年初，我陪同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应邀到印度排名第六的爱萨集团董事长家里小坐，其住宅的豪华、宽敞和舒适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孟买地价之昂贵位居世界前茅，海滨林隐区面对阿拉伯海，那里更是寸土寸金，爱萨集团老板竟能在那里购置大片土地，其豪宅中会议厅、电影厅、舞厅、健身房、台球室、乒乓球室、桑拿室、游泳池、宴会厅、酒吧、图书馆等，一应俱全。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董事长还拥有私人直升机，在交谈中他主动提议用他的专机送我们到外地参观！
富豪们不仅在城里有豪宅，而且在乡下有庄园。与在一些风景区和市郊的庄园相比，城里的富人区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印度海滨城市果阿采访时，我看到海边一个气势辉煌的现代化城堡，原来这个依山傍海、景色宜人的豪宅是一位孟买巨富的度假胜地，每年主人只是假期过来住几天。
我在孟买、班加罗尔等地曾应邀拜访过一些郊外的庄园。2003年春天，应印度马亨德拉珠宝有限公司老板的邀请，我和总领事馆的小包到其在孟买远郊的农庄出席音乐会。走进高墙环抱的庄园，无边的绿色呈现在眼前。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喷泉雕塑以及漂亮的游泳池，让人看后瞠目结舌。夜幕降临，彩灯璀璨，使人顿生良宵美景、赏心乐事之感。庄园里矗立着几栋雅致的别墅，别墅内佣人房间的外墙上也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听主人介绍，仅草坪的修剪工作就雇佣了近十个花匠，遇到重要日子，他们甚至还请来大象到草坪上助兴。庄园内建有戏台，灯光布景设施非常现代化，老板常请来印度一流的舞星和歌星表演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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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富豪不怕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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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豪华住宅、豪华轿车、私人专机等是印度富豪们富的静态象征，那么，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则是他们富的动态显示。印度钢铁大王拉克什米・米塔尔不仅拥有世界上最贵的豪宅――一座坐落在伦敦、价值1.28亿美元的宫殿，而且可以潇洒地为自己的女儿一掷千金。他为女儿在凡尔赛举行的婚礼掷下3000万英镑，他甚至还请来了澳洲的当红歌星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在婚礼上献唱。
2004年2月，印度工商界巨头、撒哈拉集团主席苏伯拉塔・罗伊之子的结婚典礼，更是印度富人露富的新例。据媒体报道，这位亿万富翁邀请了上万宾客，到他在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郊区的一个大庄园内参加婚礼。总理瓦杰帕伊、内阁部长乔希，印度人民党总书记马哈詹、北方邦邦长夏斯特里、首席部长亚达夫，前总理谢卡尔以及众多前政要、部长、议员都前来道喜。身在外地的印度总统卡拉姆，还特意派人代表他为新人送来花束。为让婚礼办得风光体面，撒哈拉集团专门成立了由2000人组成的婚礼筹备委员会，4000名集团员工精心准备了3个月时间。仅为布置婚礼现场的鲜花，这位老板就从世界各地采购了成卡车的名贵花卉，500名花匠昼夜加班，工作了整整两天。据报道，这位富翁共动用了27架特别专机，将客人从全国各地请到勒克瑙。所有机舱内都堆满鲜花，空勤人员一律身穿出自知名服装设计师之手的艳丽时装。飞机上为客人准备的抽奖活动中，奖品甚至包括金扣子。富翁还准备了200辆奔驰车将来宾送往占地300公顷的撒哈拉庄园。2月11日晚，成千上万支火炬和蜡烛，数万盏高悬的彩灯，将庄园装扮成灯火通明的“不夜城”，空气中四处弥漫着芬芳。到场的嘉宾几乎囊括了印度政界、工商界、影视界、体育界、时装界、新闻界最知名的人物。无论是有着“第一美女”之称的前世界小姐阿什维娅・雷，当红小生罗山、沙鲁克・汗，还是印度电影圈的“大哥大”阿米达・巴山，所有大腕明星全部盛装到场，人数超过了任何电影颁奖晚会。为给婚礼助兴，集团还专门请来了大名鼎鼎的“体操皇后”、罗马尼亚前世界冠军科马内奇。此外，来自英国的110人的管弦乐队以及东欧的50人的杂技团也应邀在当晚登台亮相。为让1万名来宾尽兴，集团还专门准备了18种共140道菜，不仅有印度全国各地的所有美食，而且还有中国菜、墨西哥菜、黎巴嫩菜、意大利菜以及蒙古菜等外国菜肴。此次持续6天的婚礼会花费多少呢？据媒体透露，婚礼仅蜡烛一项就花费了至少25万美元。而英国《卫报》称，整个婚礼至少得花费5000万英镑（近9500万美元）。
我们不能说印度富人喜欢炫富，但说他们不怕露富并不过分。2003年春节期间，印度华商大亨黄玉堂先生在他的餐馆“少林村”请中国有关外交官聚餐，我问他上年效益怎么样，他毫不隐晦地说赚了170万美元。在中国，财不露白是经营之本、生存之道、世故之谈，只要你发了财，露了富，一时间，化缘的、收税的，甚至诈骗的、抢劫的、绑架的、杀人越货的，往往不请自来。这一点在印度似乎不是这样。世界上有钱人不少，但不怕露富的不多。印度富人该讲排场的时候，敢讲排场，可摆阔气的场合，善摆阔气。只要你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你对此就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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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富人是否都为富不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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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肯定，印度存在剥削。印度贫富悬殊的存在，两极分化的扩大，同富人对穷人的剥削有关系，但如果由此断言，在当代印度，所有的富人都是为富不仁，所有的富人都是靠剥削起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那恐怕有点失之武断，并不完全合乎事实。
不少印度富人乐于行善，主动施舍。以前文讲到的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苏伯拉塔・罗伊之子举行豪华婚礼为例。在婚礼第二天，由撒哈拉集团掏腰包，为101对没有足够的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这101对幸运儿还同时获得了至少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苏伯拉塔・罗伊的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当天，集团又向全国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在印度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印度富人向扶贫项目捐款，向扫盲等教育事业捐款，向艾滋病人、麻风病人捐款等消息。特别是印度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太贵，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呢？来自于富人的捐款。公立大学，特别是像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个月吃住加在一块才20美元，才等于人民币160元左右。公立大学的钱从哪里来呢？不少也来自于富人的捐款。我经常在一些高校简介中读到某某财团对学校提供了什么赞助的文字。
例如，前文提到的印度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资助慈善事业的某种机制，其赢利的65%进入慈善基金，再投入慈善事业如教育、医药等。同时集团要求各子公司在各自社区承担“强烈的社会责任”。1945年6月，“塔塔之子”成立基础物理研究所，该所是非营利性机构，后来成为印度原子能计划的摇篮。
普莱姆基也赞助建立了上百所乡村学校。他说：“尽管我们的高等教育名列前茅，培养出来的电脑专业人才数量仅次于美国，但贫困人家的孩子也应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有失误。”
在印度，观众观看戏剧、歌舞等演出，都是免费的。以孟买为例，近20个剧场经常演出，却没有一家对外售票，只有免费发票的地方。观众要做的只是排队领票。这些演出，除了少部分是政府买单，大多数都是企业赞助，也就是说，还是富人掏钱。因此，印度的戏票都印得很大、很考究，上面往往印有赞助商的名字，甚至还印有广告。要知道，这不是赞助一两场演出，而是一年到头，每个剧场都对观众免费演出，这笔费用是何等巨大。这说明，就赞助对观众免费演出来说，孟买富人群体之间形成了捐助机制。
一些富人不是考虑如何合理少缴税，而是主动要求多缴税。例如，世界著名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拥有1万名高级软件专家的印度第二大软件企业，它的创始人、董事长莫尔蒂先生就一再坚持多缴税。印度政府为鼓励软件出口，规定出口软件可以免税，莫尔蒂却认为多上税是应尽的义务，因此，企业多年来多缴了很多税。
更有意思的是，莫尔蒂认为，作为企业老板，事业是主要的，钱财不是主要的，在分配中，老板不应该、也没必要多得报酬。因此，作为企业创始人、作为董事长，他却坚持只占8%的股份，低得简直不能再低。他的这一举措，使得INFOSYS集团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出现了数百位百万富翁，不少人不久前还是刚出校门、一文不名的穷知识分子！也许，一些中国人认为莫尔蒂这样做是否在捞政治资本，是否要向上爬，非也。这位在世界软件业内可以与比尔・盖茨称兄道弟的人物，除了企业，除了软件，对其他一切不感兴趣。
在印度，不少富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抓住了发展高新技术的历史性机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上述莫尔蒂先生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靠区区几千美元，通过开发软件起家的。另外，最典型的则是印度的IT大王阿希姆・普莱姆基。
普莱姆基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经营食用油到经营香皂，从开发计算机软件到开发成品计算机，直到打造出印度IT业的“航空母舰”。他控制了WIPRO公司84%的股份，在过去的4年里，利润以每年平均54%的速度增长。为什么普莱姆基这位经营食用油的小业主，能发展成万贯家财、富可敌国、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三的人物？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迅速调整产业，果断抓住时机。早在1979年，普莱姆基公司就开始生产自己的计算机，1981年在印度率先卖出了第一台成品计算机，1984年推出了空白表格程序软件和文字处理组合程序。现在，他的公司拥有2.3万名工作人员，软件开发业务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5%。由于普莱姆基和莫尔蒂这些人物的努力和成功，印度软件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英雄而备受尊敬。
印度不少富人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而不是单纯的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在其业内，既是主要的资产所有者，又是第一流的管理专家，还是权威的技术专家。仍以普莱姆基为例：他的工作时间在他公司内是最长的，每天工作14小时，从早晨4点30分就开始工作，中午不小睡，早餐、晚餐他总是陪同客户，边吃边谈生意，中午则到职工集体食堂，边吃边了解情况。乘飞机外出，则往往安排在晚上，以便于到港后白天开展工作。普莱姆基由此得到了“工作狂”和“生意精”的绰号。
印度不少富人行为规范，注意自律。富人虽然经常出没于高尔夫球场、板球场等高档健身娱乐场所，但没听说谁去寻花问柳；在我认识的富人中，包括印度一些顶级公司的老板，他们的秘书全是男性；富人离婚现象很少，嫖娼、“包二奶”现象更是鲜有所闻，描绘“包二奶”这样现象的词在印度都没有。有些富人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连穷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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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富人是否都为富不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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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普莱姆基为例：在人们的想象中，像他这样的世界巨富，与微软、索尼、诺基亚等世界知名大公司老板齐名的老总，必定过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奢华生活，开名车、住豪宅、衣着考究，同时总要在媒体上畅谈自己的伟大构想等等。然而，他不是这样。据许多报刊介绍，印度许多朋友也告诉我，所有给他的邮件他都亲自回复。他从不要求过多的享受，他的衣服、手表、汽车等全都是“印度制造”，而且他基本只住三星级酒店，并且行李箱里还经常放着洗涤剂和旅行熨斗，以方便自己洗衣服。除非是别人请客买单，甚至乘飞机也只坐经济舱。即使是他1996年买的那辆国产车，平时也很少用，到机场乘机总是乘免费接送旅客的民航班车，有时没赶上班车，他就乘便宜的三轮摩托。普莱姆基的办公室在班加罗尔一幢不显眼的高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物。他身上穿的是公司的统一制服――牛仔服，不系领带。楼前没有固定停车位，谁来得早，谁就有机会找到停车的地方，对老板也是一样。但是，普莱姆基总能为他的小车找到泊位，因为别人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就去工作了。更让媒体称道的是，尽管他拥有公司84％的股份，但他从不搞家族管理，还多次告诫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今后要想进入公司做事，必须拿出真才实学。在他看来，今后不管谁当家，都必须确保威普罗公司掌握在最能干的人手里。
这就是现代印度的某些富人，某些新型的富人，这种富人，对穷人来说，是福音，还是不幸？这种富人的存在和发展，对消除印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对实现印度的强国梦想，是有利，还是不利？我询问过许多印度朋友，有钱的和不那么有钱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予肯定的回答。最有意思的是，印度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人士也认为，对最终消灭贫富悬殊现象，实现印度的大国梦想来说，这种新型的富人在印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为什么印度不少富人乐于捐献，注意自律？我认为，一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在有浓厚宗教传统意识的国度里长大的，因果报应意识、还“债”意识（印度教把教徒一生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称为“债”，教徒必须偿还神债、祖债、人债、生灵之债等，帮助他人，包括陌生人，也是还债的一个重要方面）、解脱意识（帮助一切生灵是人解脱所离不了的）等种种宗教观念已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中，成为规范他们行为的一种内在力量。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印度传统宗教都排斥对财富的追求，认为财富是解脱的巨大危险，对财富的追求同获得宗教意义上的解脱相比，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所以，在既是宗教信徒，又是不少印度富人的身上，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勤勉、刻苦、节俭、节欲、具有怜悯与同情之心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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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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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究竟什么是穷人，究竟有多少穷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亿至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得可谓“流油”，穷人真穷，穷得只能“滴血”，而且还看到了我从未想到过的现象：穷人整体上安分守己，再穷并不怎么思变，更少有人因为穷而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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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生活成本最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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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每天收入不足10个卢比者（约2元人民币），即处在贫困线以下。走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等各大城市街头，穷人比比皆是，贫民窟总是让人难以回避。其实，还有不少人实在太穷，连贫民窟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睡在大街上。以印度孟买为例，穷人的生活成本低得不能再低。因终年天气不冷，不少人单衣单裤就可将就着过；以大街当床，一些人连一张草席都没有。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饭，筷子、勺子等都不需要。印度人半数以上不吃荤，穷人的饮食结构中不包括鸡鸭鱼肉非常正常，因绝大多数富人也从不开荤。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印度天气炎热，特别是在印度的南部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裤就够了。印度男人本来就流行用一块布裹在下身，就算是穿裤子了，上身光着膀子，不喜欢穿袜子，经常光着双脚，国父甘地就喜欢这样。所以，对穷人来说，缝衣钱、鞋钱、袜子钱等，统统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印度人就睡在大街上、阳台上、操场上、过道上，只需一块布、一张纸铺在地上，甚至连布或纸都可以不要，蚊帐钱、被褥钱、照明钱、取暖钱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很低。例如，在孟买，用水免费，游览公立的博物馆、科技馆、公园，观看戏剧、画展，出席音乐会，到公立医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钱，或基本免费。
我曾探访过孟买等地的贫民窟。在仿佛无边无际、望不到头的贫民区里，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塑料搭起的破房，里面大都空空荡荡，沿街各处见缝插针建起的破房，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和渣土，路边人行道的栏杆成了天然“晾衣处”。相比这些颇具规模的贫民窟，那些散居在马路旁、荒丘上、野地里，甚至在废弃的破车厢、旧水泥管道内的贫民更是“家徒四壁”。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的简陋窝棚往往就是一家老小的安身之地，棚内最醒目的无非是几张席子，一张神像，几个锅碗瓢盆，几个破纸箱子，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在长达半年的炎热夏天，他们要经受火炉般的煎烤；雨季到来，窝棚又成了汪洋中无助的孤岛。农民、无家可归者、街头小贩、建筑工人以及三轮车和卡车司机等常常因中暑而丧生。他们多从事户外活动，而且迫于生计，不能或不愿停下活计去纳凉。有数百万人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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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大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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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在孟买，1400万人口中，55%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经过孟买机场，你会发现机场设施不见得好，但人的气质却很特别。亲友相见的，拥抱接吻，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举牌候客的，彬彬有礼，绝无喧哗失态之举。因为，乘飞机的都不会是穷人，穷人绝不会出现在机场上。但从机场乘车进入市区，你就会看到一排排的贫民窟和三五成群的乞丐。我曾问过一些国内来印度访问的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朋友，对孟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案几乎众口一词：飞机降落时，跃入眼帘的孟买机场旁黑鸦鸦连绵数十公里的贫民窟群，真让人触目惊心。过去10年里，印度大城市贫民窟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孟买的贫民窟人数从430万增加到了770万，加尔各答从362万增加到431万，新德里从224万增加到326万，另外3个大城市清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贫民窟的人数也都在增长。
并非各地都有大量的贫民窟和乞丐，这些年来，贫民窟和乞丐在一些大城市增多，同现代文明的渗透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连在一起的。原先许多居住在农村的贱民经不住大城市的诱惑，纷纷携家带口涌入大城市。印度是所谓“民主国家”，在“迁徙自由”，甚至“乞讨自由”的理念支配下，没有谁对农村贫民涌入城市加以干涉。孟买这样的大都市没有城管队之类的部门，加上印度有所谓只要在一块土地上连续占用了30年，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归占用者所有的条款，穷人们，特别是农民都想在城里，特别是在孟买这样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一块地，哪怕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尽管“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他们却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无奈。由于举目无亲，缺乏文化和专业技术，加上大城市本身容量有限，许多在打工潮中涌入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的贱民，不得不在白天辛苦打工之后，晚上或是露宿街头，或是到城市的一些犄角旮旯里居住。久而久之，他们居住的地方便形成了印度一些大城市里一道无法回避的尴尬景观――贫民窟。
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我曾陪同国内来访的团组走进了孟买贫民窟一户贫民的家中。当我们9点钟来到一个不大的贫民窟时，正好碰见一位正准备出去找工作的中年人。说是中年人，其实一问，这名来自古吉拉特邦、名叫亚贾里南的贱民，实际上不到30岁，但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已让他过早地衰老，脸上满是皱纹。他告诉我们，听说孟买大财团大老板不少，容易找到工作，赚钱多，他从20岁就离开家乡，来孟买打工，与许多老乡一起住在这个贫民窟有快10年了，现在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在身边。他领着我们，走过满是垃圾和尘土的小巷，拨开围上来的一群群天真烂漫但衣不蔽体的孩子，进入他们的临时“家园”，第一个跃入眼帘的“亮丽”景色，就是漫天飞舞的苍蝇和蹿来跳去的老鼠。亚贾里南抱怨说，他们这个贫民窟已经十多天没有供电了，因为一些穷人交不起电费，电力部门拉了闸，水也经常不够。在如今动辄4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不知他们该怎么熬过这漫长的夏天？
尽管生活条件很差，亚贾里南还是对他目前的状况较为满意。他进城后学会了开摩托车，在一家餐馆负责送外卖，每月收入可达3000卢比（约合500多人民币），虽然很辛苦，但比在村里种田强。而且现在他又有了孟买的选民证，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选举，选举时，总会有拉选票、承诺要改善他们生活的党派政客前来，如果投某个政党的票，总会得到50卢比左右的现金，名曰交通补贴等。尽管开空头之票的不少，但每次总有或大或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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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安分守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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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深感奇怪、百思才解一二的是，印度穷人尽管再穷，一般都是怨前世造了孽，很少会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就路边的贫民窟是说，印度穷人整体上没有嫉富、仇富的“红眼病”，更没有杀富济贫的造反意识。他们相信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只希望神保佑他们从苦海中解脱。正因为如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上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我来印度几年时间，亲眼所见，印度穷人，包括乞丐，虽然听说过有的有时难免贪小便宜，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即使再穷，一般也不会去偷盗抢劫，穷人报复富人者，鲜有所闻。
我多次到街上散步，只要你一出大门，往往有成群的乞丐紧紧围着你，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会越雷池半步。印度乞丐很多，却极少抢劫。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大门口，不论是什么样的名牌鞋，放在那里绝不会丢失。中国总领事馆的各种车辆，多年来晚上就停在大街上，从来没丢过。2004年元月，国内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结伴到孟买印度门参观时，顺手将1个照相机放在身边，离开时竟然忘了。记者们往回走的路上，后边一个稚气未除的乞丐一面紧紧跟着，一面高声大叫。记者们以为是追上来要钱，很快听清楚了，他说的是：“先生，您的照相机！”并把相机送到记者手上。记者回国后，发表《感受孟买》的文章，详细述说了这件事。
在印度，富人再富，也有安全感。我所认识的印度富豪们，都没有被抢，被偷，被骗的，更没听说被杀的。只要有凶杀、强奸之类的刑事案件，报纸上都会报道，偷的、抢的、骗的，甚至杀人越货的，有，但相对来说确实不多，在孟买，没有什么地方不安全以致你不能去，即使深更半夜，孤身一人，走过乞丐成群的栖身之地，也绝对安全。贫富悬殊到了极致，竟会表现为井水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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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印度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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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印度工作后，多同三种人打交道，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界人士，三是知识分子。我感到，中印两国这些人员中，相比之下，区别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是如此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确实值得中国人，特别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琢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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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自己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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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刚好一个月时，应邀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庆典上有两位主宾讲话，一位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专程从新德里赶到孟买与会的印度公司事务部长，另一位是《印度时报》的一位著名编辑。两人在讲话中都多次提到中国。那位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接下来是编辑发言，这位编辑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阁下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主宾讲完后，主持庆典的印度商人商会秘书长莫格利说，今天的主宾发言是印度民主的典范，我们很高兴新任中国总领事出席了我们的庆典，我们为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公开唱反调吗？一个报纸编辑居然敢于在正式的场合公开发表同中央部长不同的意见，敢于公开批评上面的政策是错误的，这是我从未经历也是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因而，说我当时深感震惊一点也不过分。后来，这样的情况又碰到数次。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印度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可以把你认为是红的东西说成白的吗？他们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坚持操守，不说违心话。
使我感受最深刻的当然是我经常接触的一批印度知识分子朋友，他们都有着不见风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贵人格。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马昌德博士，中印建交50多年来，不管两国风云多么变幻，不管那些戴着有色眼睛看待中国的人如何议论，始终免费为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及其家属看病，即使深更半夜，即使已70多岁了也随叫随到。曾留学海外的老科米卡先生，冒极大的风险，为中国驻孟买中资机构提供帮助。当驻孟买一家中资机构因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不得不紧急关闭、人员紧急回国时，一些重要的资产资料委托老科米卡保管，30年后，当中国总领事馆在孟买复馆时，这些资产资料完璧归赵，一份不少地交回中方。当一些人因老科米卡坚持中印友好而讥讽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时，他泰然处之。当我向他表示敬意时，他幽默地笑着说：给中国朋友帮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有这么容易吗？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有谁为了考上研究生需要事先向导师进行感情投资，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顺便说及，在印度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盗版书，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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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行善，同情和帮助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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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行善，同情和帮助弱者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们。柯有三个妹妹住在孟买，三个妹妹住在一块儿。柯三妹曾在联合国工作，和五妹一起终生未婚。柯家是婆罗门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作为最高种姓，她们本有条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但是，她们一生常常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的这三个姐妹，一生的事业都在行善积德，如今她们已风烛残年，家里除了1台旧的小电视，其他一切都与现代化无缘。由于家中没请保姆，身为大夫的70多岁的柯五妹，每天还负责三姐妹的饮食和其他家务。然而，她们为她们的哥哥60多年前牺牲在中国而自豪，为她们一生为病人和穷人服务而无悔。现在，柯棣华大夫家亲戚、后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医为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诊所，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诊所里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定期到大医院义务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他们“傻”，相反，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顺便说及，柯棣华大夫家族中的许多医生和马昌德大夫曾分别告诉我：在印度，任何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或者是自己开有私人诊所的医生，每个礼拜都必须至少拿出一天时间，到公立医院免费为病人看病。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对观众来说，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至于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这更是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对面的邻居潘特先生是孟买大学教授，他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十年待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识分子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印度友人告诉我，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着神和偶像般的影响，他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识分子。甘地的榜样发扬光大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不求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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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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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头衔满天飞，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却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印度著名的大学――普纳大学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这种“土”，并不表明他们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恰恰相反，印度知识分子许多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具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的一身“土气”，只是表明了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没有浮躁之风，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华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都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我多次陪同国内代表团到该所访问，每次访问，都能加深我的这一印象。华为研究所所长袁子文介绍说，如果你让印度软件专家干什么事，他会把你的要求形成文字，请你确认，然后开始工作，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后，又会请你对已完成的阶段性工作成果和下一步的具体要求予以确认，然后又接着干，如此循环反复，直至完成整个课题。美国的英特尔公司等上百家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机构，印度自身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急剧膨胀，在班加罗尔和印度其他地方对软件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但在华为研究所工作的印度软件技术专家队伍却极少发生跳槽现象，尽管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说明了印度知识分子更多地是重工作环境，重事业成败，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印度高校和科研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衙门。在孟买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里，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也没有厅级、处级官员之类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机钻营或傍大款，也没有哪个高校为了创收去办什么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只要你对印度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们脱尘出俗、淡薄名利的境界和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坐得下来的本事。仿佛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对金钱地位、吃喝玩乐的诱惑难得动心。正因为他们冷板凳坐得住，印度才能在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中占有领先地位。2002年年底，印度塔塔科学院在孟买举行世界数学大会，中山大学数学系主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等应邀与会。这两位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对我说：“印度数学家提交的论文水平之高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中国数学家目前很难写出来。”“什么原因呢？”我请教他们。他们的回答是：中国学术界现在有一种浮躁的风气，静不下心来，为了评职称、得奖项或获得研究基金，有一点点成果就忙不迭宣传上报，加之，不少优秀的人才不愿搞基础研究。相比之下，印度知识分子甘坐冷板凳，一个课题研究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也心甘情愿，自然比较容易出成果。
当我撰写此文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熟悉的一个个印度知识分子的面容，我情不自禁地将中印两国的知识分子做一番比较。我想说，虽然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在许多方面我国显然领先于印度，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科研经费、科技人才数量、科学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标来衡量的话，目前印度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踞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近几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同时，印度获得ISO 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而印度的科技竞争力一直排在我国前面。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占世界第8位，有18种科技杂志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情报刊物《最新刊物目录》。印度科技人员在国际科学期刊和国际科技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领先于我国，特别是1995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当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总和！当然，我们不能说，印度这些成就的取得仅仅是因为印度知识分子乐于奉献，甘坐冷板凳，但是，如果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乐于奉献的人越多，甘坐冷板凳的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肯定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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