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散文集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目录
种子的力
包身工
甲子谈鼠
野草
论“晚娘”作风
从杜鹃想起隋那
宿草颂
论肚子问题
一木一石的精神
种子的力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得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子,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一切的。
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开来,都没有成功。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与温度和湿度,使种子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总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里钻,它的芽往上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力量之大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量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它,因为这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叹气,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着斗志而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的盆花嗤笑。
包身工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抹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甲子谈鼠
我是庚子年出生的,肖鼠。今年又逢甲子,忽然想起写点应景文章,谈谈老鼠。
远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不论在文化上、在科学上,都对人类进步,作出过很多很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现在已经科学家证明,它的原生地是中国中部,而它的危害则已经遍及世界。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老鼠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在科学界已经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那时大部分动物学家都认为老鼠原产于墨西哥,但也有人认为原产地是中国,有些专家还认为欧洲之有老鼠,是成吉思汗西征时带到东北欧的。直到近年,由于我国考古发掘的进展,在安徽潜山发掘出了距今五千五百万年前的晓鼠和它的牙齿化石,接着,又在湖南衡东发现了距今五千万年的钟健鼠化石。经过我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学和哺乳类动物学专家的研究,证明了晓鼠是最接近鼠类祖先的动物,它的起源可能上溯到八千万年的白垩纪中期。这一判断现在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哺乳类动物学专家的承认,因此,老鼠这种害物原产于中国中部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是难于推卸的了。
老鼠这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要举它的罪状,可能不止十条,其中最重大的,一是糟蹋庄稼,二是传染疾病。现今世界上鼠口远远超过人口,有些地方鼠口是人口的三倍乃至四倍。据一九八三年秋在安徽合肥召开的老鼠问题研究会的材料,据说地球上现有各种老鼠一百亿只,而每年被老鼠消耗的粮食为二千亿斤;至于传染疾病,一般人只想到鼠疫,而其实,鼠类会传染多种疾病,单讲斑疹伤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和东欧,这种疾病就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人类是聪明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终于消灭了天花、霍乱,可是直到现在,尽管不断地发动灭鼠运动,而鼠口还在继续增加,这是什么原因?也许可以说,这和野火烧不尽的野草有相似之处。老鼠之所以难以消灭,它的厉害之点有二:一是生命力强,二是繁殖力强;前者是它能适应各种最恶劣的环境(甚至有人说,原子弹废墟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是老鼠),和人类共处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家鼠,在田野的就是田鼠,它的牙齿特别锋利,不仅木竹建筑的房屋,连水泥墙壁它也能够打通。它聪明狡猾,古来有黠鼠之称,它不仅能挖洞,而且会积粮,我还看到过两只老鼠合作,偷走一个鸡蛋。老鼠生命力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什么东西都吃,从五谷、蔬菜、植物根块(土豆、白薯、甜菜……),到肉类、皮骨、甚至人类穿用的皮鞋、钮扣。生殖力强,那更是近于奇迹;一只母鼠出生后三个月就能受孕,每年可以怀胎十次,每胎可以生仔六七只以至二十只!
根据以上的特点,细菌学界泰斗真萨博士(Zinsser)在他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指出:在所有脊椎类动物的哺乳类动物中,只有老鼠和人类有特别相似的特点。一是食物方面,一般动物草食类和肉食类是分得很清楚的。牛羊、斑马、长颈鹿等等都是草食类,虎、豹、狮子都是肉食类(猫狗之类长期被人驯养的家畜除外),而老鼠则和人类一样,什么东西都吃,因此近年来非洲酷旱,象和其它草食动物大量饿死,而鼠类却照样繁衍,不受影响;二是生殖方面,一般动物,多数是每年发情一次,最多也不过两次,而老鼠则和人一样,每月都可发情,都可受孕,因此,保加利亚一位妇女一胎生了六婴,新闻媒介,就要大肆宣传,而老鼠一胎生下十六、七只,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奇闻。
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千百年来未能消灭乃至控制鼠类的繁衍,这使我想起了世界上的生态平衡和某种稀有动植物的保护问题。从《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毋食我黍”算起,中国人吃这小动物的苦头,最少也有几千年了,人口十亿,听了谁也害怕,鼠口百亿,倒反而无可奈何。这说明要保持生态平衡,必先从食物和生育这两方面着手。去年四川箭竹开花,熊猫遭灾,我们当然要全力抢救保护。但从熊猫本身来说,它们逐渐减少乃至濒于绝灭,一要怪它自己的偏食,二要怪它自己生殖力太差。我有一种痴想,万物之灵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能不能针对它们这两个弱点下点功夫,让这种雅俗共赏、老少咸欢的动物不仅不绝灭,反而更繁衍呢?我看是可以的,熊猫并不笨,福州和上海动物园里的熊猫都学会了杂技,我也看见过它们吃竹叶以外的食物。熊猫生殖力弱,这倒的确是个难题,生物学家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课题,认真地攻一攻这个关呢?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些生物要绝灭,这也是一条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恐龙这种大家伙,不是早在几千万年之前就绝灭了么?但是对于哪些东西可以让它绝灭,哪些东西必须予以抢救,我想我们人类似乎应该有个主动的抉择,应该有个方案的。蚊子、苍蝇、老鼠是完全应该绝灭的,打麻雀则是一桩冤案,尽管平反了,但繁殖不快,还当加以保护。麻雀也是杂食鸟,主要吃的是害虫,因此它是益鸟,为了消灭害虫,为了生态平衡,我希望农村收购站不要再收禾花雀,饮食店的菜单上也应该删除这一珍肴了。
写到这里,在美国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加州大秃鹰真的快要绝灭了,报上说,这种两翅伸开时长达三米的大鸟,现在除了饲养在动物园的之外,自然界只有十七、八只了。美国是自称大力保护生态平衡的国家,加州大秃鹰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不幸呢?其原因完全和熊猫相似,一是这种秃鹰是肉食鸟,但没有捕杀地面兽类的本领,而主要以地上的兽尸为食,工业发达,城市面积扩大,狐兔之类的腐尸少了,它的食物也相应减少,同样,它的生殖力更弱,据说它两年才生一个蛋,而这一个蛋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甲子谈鼠,却说了些对鼠不利的事,这真是没有办法。
1984年1月28日
(选自《人民文学》1984年第4期)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他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望地面挺,这是―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于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为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1940年
论“晚娘”作风
旧小说和文明戏中,常常描写晚娘(后母)的虐待前妻儿女,“晚娘的拳头”,在旧社会中被认为刻毒事情的象征。
其实,晚娘对前妻儿女的刻毒,不单单在于打骂。晚娘在暗中打骂“儿女”,而表面上对丈夫,对邻人却要特别表示得和善和爱惜,这样,才可以不伤体面,而完成她“统制”的实际。我们在台下看“晚娘戏”的时候,在她毒打儿女的时候所感到的是悲苦。可是当她一面毒打而一面反用一只手按住了孩子的嘴巴不让他哭喊的时候,感到的就会是无边的愤怒。
当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儿女,让她独占,他方面可仍旧要敷衍她的丈夫、邻居,而博得一点名誉。所以她主要的作风是“一面瞒,一面打”,─―事实上历来晚娘惯用的方法,往往是阴性的虐待,譬如饿饭,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明明白白地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计划着使他们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没有杀人罪,尸身上没有外伤,手干脚净,丈夫和邻人看了没有闲话,也许当死的那一瞬间,晚娘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来点缀一下升平。
中国人懂得晚娘哲学,学会了“一面瞒,一面打”的方法。这种作风一经家传,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顽劣―点,从指缝里漏出―点喊声,那就打得更凶,或者简直处死,因为这就构成了有罪,“损害了晚娘的尊严”。
晚娘作风,滔滔者皆是,而今而后,被打而又不肯不哭喊者,其将永无噍类乎?
1941年
从杜鹃想起隋那
郭沫若先生在《蚯蚓》(九月十八日本报副刊)里提起了杜鹃的侵略性,这使我从已经快要淡忘了的记忆里想起隋那(l749-1823)的事来。
知道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的不多,知道最初发见这事实的隋那这个名字的似乎更少,对于这位人类大恩人的冷淡,鲁迅先失曾在一篇杂文里发过一点感慨: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鲁迅全集》六,页一四三)鲁迅先生感怀于屠杀了千万人的拿破仑被后人崇拜为英雄,而救活了万万人的隋那为后人所漠视,所以他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还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奇妙地使我联想到将“天生侵略者”的杜鹃当作赞美之对象的中国的诗人。
隋那发见杜鹃鸟特殊生态于前,发明牛痘法于后,在十九世纪初叶,他也是一个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的天才。他青年时代在故乡高洛士打州的乡村里偶然对于小鸟的生育状况发生兴趣,一直到一七八七年发表震动学术界的《关于杜鹃的报告》,这中间废寝忘餐,对于这种小鸟的生育状态,作了普遍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发见了杜鹃把自己的卵偷偷地生在雀类的空巢里面,甚至他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雀类,而使它的卵色变化。到小杜鹃由它义母孵成之后,它又天生了一对特别有力的翅膀,孵化后不满一二天,眼睛还没有开,它就会把雀雏背在自己翼上,轻轻地爬到巢边,而把它的义姊妹们摔死在巢外!对于这秤特殊残忍性格的揭发,在当时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各种的反对和嗤笑,可是,尽管 Charles Creighton教授们将他的报告斥为不值一笑的胡诌,丝毫也不足以动摇他调查与研究的信心。─―同样,最初发明牛痘的时候,不,一直到牛痘法正式为英国医学界所采用,他得到英王的褒奖,甚至到他临终的时候,反对牛痘接种的呼声还是甚嚣尘上。但,千百年后,反对真理的黯然无光,而隋那尽管不为世人所知道,他已经“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的孩子”了。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朗南北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到明年正月,已经是隋那逝世的一百二十周年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
宿草颂
编者先生写信来告,说《野草》已经出到第三年了,你应该写点文章,我重新把零星收到的几本杂志集出来,翻了一遍,茫然地望着每期印在封面上的那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我就奇妙地想起了山羊,这典故,举凡读过《华盖集续编》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解释的。
野生的小草,似乎是注定了给山羊们做食料的,山羊们吃饱了野草,才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锋,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领着那些“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稳妥平静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同时也似乎是注定了的讽刺:尽管有“畜牧家偶尔养几匹”山羊,“作为胡羊们的领导”而“并不杀掉他”,可是被养的仅仅“几匹”,加上年老力衰,不能领导了的时候,是否不被杀掉还是不能担保,而野生的小草呢,那是只要有土地,一定要生长,一定要蔓延的,山羊吃不完,野火烧不尽,在荒凉的沙漠里,不也会造成一个绿洲,来使旅行人随喜么?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些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出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铎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对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吗?─一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十一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九四二,十二。
论肚子问题
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脱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国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处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处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性格”解释做运命,片面地把它归结到“人种学”,“优生学”,“遗传学”的范围,于是“彬彬有礼”被认为书香子弟的特有性格,而“粗鲁笨拙”成了工人农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这样吗?偶然在杂志上看见的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说话的荒诞不经。
今年三月份的美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约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关于肚子和性格的实验报告,用极其浅近的文笔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肚子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品性”所起的巨大影响。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国米纳索它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战者”作为天竺鼠的代替物,举行了一次最实际的、以健康的活人为试验品的“饥饿对于人体所及之作用”的观察。最初三个月,让这些实验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罗里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国人的每人每日营养量为二七○○加罗里,德国则为一五五○加罗里)。三月之后,在作为正式实验期的六个月之内,每人每日给以一七五○加罗里的营养,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们所开的那张菜单来看,早餐是煎饼,糖浆,苹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酱,晚餐是洋薯汤,牛舌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单靠这一千七百五十加罗里的热量是维持不了一个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这样,实验一开始,饥饿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进餐排队的时候,尽管没有人要挤掉他们,可是谁也紧张地谨守着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个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对周围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张开两臂,对分配了食物的盘子,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良心反战者”大抵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谨严的教士,可是到了这种场合,他们便不再理会什么礼貌作法了,吃完之后,就用舌头去舐干净盘子。再留心注意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相互间一见面就谈起吃的东西,沉默下来的时候,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的“白日之梦”也只是食物、烹调法和旅馆里的菜单之类而已。
除出这种思想的领域之外,肚子问题还作用到他们的日常的习惯性生活,他们渐渐的对于每天的刷牙齿,刮胡子不感到兴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头发,于是,其结果是每个人都变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仪表和性癖动作,也几乎和集中营放出来的囚徒相仿佛了。在这里对于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有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种饥饿实验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睡眠的时候绝少做有关性事的梦,日常无聊的时候也不再开有关男女问题的玩笑了。
据佛朗克林博士的报告,要重新除去这种六个月间饥饿实验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习性,同样的也需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实验完毕,让这些义勇的“试验品”恢复到正常生活,摄取充分营养的时候。据报告上说,在最初的三个月间,他们的习惯动作,警戒行为,贪欲眼光,乃至恶劣的礼貌,都是很难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面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们就要警戒着旁人,偷偷的霸占几片,盘子里明明还有肉汤,可是吃完了,他们一定要舐干净刀叉上的残汁,换言之,这仅仅是六个月间的后天的影响,已经对于他们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态度起了这样巨大而执拗的作用了。
这个科学实验的报告使我联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记得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我在重庆遇到从香港赤柱日寇集中营逃出来的名记者爱泼斯坦,他告诉我许多集中营里的笑话,特别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为了作弄这些受难的“平民俘虏”,在强迫他们劳役之后常常在广场中丢掷一两罐罐头食物,让大家去争夺而引为笑乐,爱泼斯坦告诉我说:“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丑态,连那些道貌岸然的欧美绅士、教授、官吏,也常常因为争夺一罐剩余的罐头,而在异族压迫者日寇的哄笑前面,争吵到口出恶言,挥拳相向。”我也几乎不敢相信单单为了肚子,人性可能有这样的变化。但这是事实,而事实是不能凭想象来修改或否定的。
再从肚子问题会影响到性心理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上面的实验证明了“饥寒则不思淫欲”,所以假如照“其反定律亦真”的说法,那么前一句话似乎相当的可靠了,而后面的一句,“盗心”当然是维护既成秩序的人们的口吻,客观一点说,“盗心”的意义应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决心违抗既成秩序”,那么平时奉公守法,苟安懦怯的老百姓一朝到了肚子饿到使他们不能不“动脑筋”的时候,他们要揭竿而起,抢米,吃大户,乃至成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也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佛朗克林的实验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爱泼斯坦所讲的故事也只是那批绅士淑女们被俘之后三个月间的事情,半年和三个月饥饿已经可以使“有教养的”绅士社会变成“饿鬼地狱”,已经可以在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乃至所谓“人性”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发生了之后又不是一朝解除了饥饿的痛苦就可以消除,那么让我们想想:将肚子的问题和脑子的问题分开,将“人性”认为超阶级的东西,将“性格”的形成简单地归结到“遗传学”“优生学”的范畴,乃至另一个极端――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生活态度、礼仪作法等等只要社会基础一朝改变,就可以像试验管里的化学变化一样的来一个彻底而迅速的改变……不是很明白的都是不合理的非科学的想法么?
肚子要命令脑子,饥饿可以使不思想的人思想,不行动的人行动,这一方面说来也只是一种生理的规律。古来历史上记载的“饥民”与“暴民”之间的距离往往只相差一纸,而道德、宗教、礼法、“法纪”等等,对于“差不多成为饿莩”的人民,也很少能起束缚和镇压的作用。在这一点,胡佛、马歇尔等,终于比蒋介石聪明得多了,胡佛两年前到欧洲去除出布置反苏反共的间谍网之外,他热心调查的是战后各国人民日常营养的平均加罗里量,而马歇尔在“援欧计划”的演讲里面,也再三强调要防止赤化势力扩张,必先把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民喂饱。从资本主义体制保卫者的战略观点来看,他们的看法是不错的,只是对于这些反动分子最不幸的,就是他们尽管看到了“肚子命令脑子”的这一个客观现实,可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垂死的充满了矛盾的体制,已经再没有力量和妥善的方法可以把千千万万人民的肚子喂饱而已。
最后必须说明,我说这些话的本意决不是什么“肚子至上”或“肚子第一”主义,我要说明的是人体是有机而极其复杂的东西,肚子脑子和其他器官都有密切的关联,而决不能单独存在。肚子要命令脑子,脑子也何尝不可以影响肚子?
头脑武装了的有正确认识和信念的军队可以抗御饥寒,在绝望的情势之下支持到最后胜利,而头脑没有武装的军队一听到自来水供应停止就要放下武器――这是例证之一;最近医事科学上所发见的,从精神领域的刺激而来的情绪激动可以直接影响到肠的蠕动和胃液的分泌――是例证之二。要机器开动也先要有煤、水、或电的供应,何况人又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我说这些,只想对那些永远想将活的人当作死的机器看的人们泼一杯冷水而已。
选自《夏衍杂文随笔集》
一木一石的精神
我不想写所谓“纪念文章”。鲁迅先生生前,不仅反对那些“谬托知己”式的应景文字,而且痛恶一切将他叫做领袖导师之类的称谓。但,在今天,我却从他的这种一贯的生活态度,想起了同时也就是他平生最殷切地期待于今日之青年的所谓一木一石的精神。
在我手边所有的鲁迅先生文集里,就有两处讲到这种精神,在《忆韦素园君》里,他写着: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它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在《写在〈坟〉后面》,他说得更加沉痛: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我自己还不明白应该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吧,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我)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因为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导师”“前辈”,从来不行自己当作“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在整个社会改革中,也从来不要求一个特别优待的特等席,并没有造一座宝塔,来把自己高高的供在里面,所以才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革命的马前卒”,才能毫无怨尤地“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年青的一代――引用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鲁迅先生的一贯的生活态度,这也正是一个真正民主战士所应有的将别人当作一个人而同时也将自己当作一个人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都背着一些“摆脱不开”的“古老的鬼魂”,所以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有特殊权益的“人上人”,而能够将别人和自己都看成一律平等的人。实在已经是看似平凡,而实际上非常艰难的苦业。(遵检六十五字)①这三者,都不是把自己和别人看作平等的人的非民主的性格:什么也抓不到的时候俯首贴耳,听命于人,这是自认为“人下人”的奴隶,“抓到了一面旗子,就自以为出人头地”,行所欲行,这是自认为“人上人”的暴君,而第三种,早期士大夫的逆子贰臣,没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薄海民”(Bohemian)流辈,可以首先卷入革命怒潮,也可以首先落荒、颓废、叛变,这种人常常有非常革命的外形,但是解剖开来一看,他们的“革命”何尝不就是“可取而代也”思想的另一种表现?
要把“因为历朝的压抑,而已经萎缩了下去”的诚实认真地将人当作人看,――首先将自己当作一个人看,当作一个平常的人看的这种精神恢复过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于是,凄苦地在旷野中独行的鲁迅,就不能不“打了一个寒噤”,而首先把自己当作“一块石材,一撮泥土”,决心用自己的骸骨来给青年的一代铺路了。
把自己看作天才豪杰也许非常的壮快,善于找理由来正当化自己不该有的特权,善于寻理论根据来宽恕自己也许是一种“幸福”,但,单单屋尖可不能造成一个世界。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在“学习鲁迅”已经成为青年人普遍的口头术语,而整顿三风也已经号召了一年有余的今日,我想,诚实地要学习鲁迅的人,应该是鲜血淋漓地解剖开自己,来看一看那些摆脱不开的鬼魂。要是真的能够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我想,谁都应该:“打一个寒噤”!
一九四三年十月
原载1943年10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此处被国民党新闻审查官删了六十五字。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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