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人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雾中人
　　无处归宿的船儿，
　　最终会在漂泊中沉没。
　　无处栖息的鸟儿，
　　最终会在盘旋中死掉。
　　你依傍在哪里？
　　你生根在何处？

一
　　莫愁大地被暴雨搅成泥泞，顷刻就被烈日晒干；莫愁冰冻的河面一片死寂，很快就给春风化解。繁花到处盛开，转眼落红满地，林木凋零不久，又是一片醉人的新绿。万物在白日的光亮里赤裸袒露，随即被漫无边际的黑夜遮掩起来。潮汐是大海喘息，气流是天空呼吸，春夏秋冬是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老苑和生还。冥冥中有座巨大而无形的钟，日夜晨昏，兴衰枯荣，是这钟面上的刻度。谁适应这钟的节律，谁就生存下来。否则就会给不停地运行的时针抛下，在无声无息中遭到淘汰。
　　天地间，有暖风、雨露、清泉、土壤、果实、氧气和紫外线，也有台风、地震、火灾、洪水、虫害和病毒……一种植物绝种，就使另一种动物断食；“生存养育着生存，灭绝连系着灭绝。于是宇宙诞生了一种最有适应力的生命--人。
　　人创造社会，社会却给人出难题。人们愈是想识破世界的一切奥秘，世界在这愈来愈多的发现中反而变得更难解释。人类的童年是克服自然，人类的成年是克服社会；大自然渐渐明了，社会渐渐穷于应付。中世纪田园生活那种单纯，是未开化的单纯；有如牧童短笛，属于音乐的孩提时代。孩子们巴望快快长大成人，成年人却怀恋一去不返的童子岁月。人间交流的深入，始知民族、思想、文化、习惯和语言的隔阂，如同鸿沟，纵横交错。物质富足，精神随之更新；哲学的普及，使每个脑袋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世界是混乱还是丰富了？人与人的距离是更远还是更近了？而科学的昌达又带来忧患。人在排除旧障碍的同时，树立新障碍。风车和天花离开地球，电脑和污染降临人世。难怪人们怀旧，幻想回到平静安宁的中世纪，回到朴素的过去，回到单一的昨天。但社会和人一样，都不能返老还童。社会将在日趋复杂、矛盾倍增的状况下前进。当代人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这个变化了的社会和变化了的自己。前提是承认现实，承认存在的一切事物。无论你责任还是赞同，厌弃还是宽许，推崇还是改革，你必需先把它搞清。那么，你就得心平气和了！
　　一只钢铁的巨鸟穿云破雾，降下来，亲吻大地。吻声如雷，这是飞机轱辘和坚硬的跑道发出的剧烈的磨擦声响。飞机停稳，一些外国旅客都站起来，鼓掌、划十字、轻轻唱歌，他们习惯这样庆祝平安着陆；中国人感情不外露，只在嘴角浮出一点点难以觉察的笑意。其实，数万里不无危险的空中航程完好地结束，谁心中不溢满轻松和喜悦？尤其对于我，头一次来到这个在世界上独具面貌的国家访问。我还有件心事，是件私事，与这个陌生的国家紧紧连系着。我这个人，一向是把公事摆在私事前头。不知为什么，当我走出沉闷的机舱，迎着潮润而爽神的晨风，脚底刚刚踏上这异国的土地，心里那件私事竟然迫不及待似地蹿出来，它逼我快去做。心情真是种奇妙的东西，有时很难违抗。

二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有名的“金拐杖”旅馆下榻。它在车水马龙的河滨大道上，与悠然自得的泰晤士河只隔一条街。旅馆门旁有个精致、锃亮、古色古香的铜牌，标志这旅馆诞生于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守旧的英国人眼里，似乎历史价值高于一切。
　　负责接待我的，是位名叫珍妮的英国女郎。她肯定喜好运动，长得健美动人。尤其那一双蓝色、透明的眼睛，象两滴海水。目光明亮锐利，直视我时，简直象是逼视。因此显得精力饱满，聪明强干。在这个强者竞存的世界上，出头露面的都是这种人。但一接触她，即刻感到与她出现一种难以消除的距离感，这是否来自于她脸上带着的傲慢神气。为什么？我一时弄不清。她的声音可是悦耳好听，同BBC电台的播音员差不多。使我这一口在国内被人艳羡的英语，在这里只能用来应付对话而已。
　　珍妮小姐把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访问活动内容安排表给我。又向我交代几句必须知道的事项后，转身就走。外国人办这种事，不象中国人那样无微不至。公事公办，完事再见，只讲礼貌，不会客气。
　　她一走，我立即从床头柜里取出几本又厚又重的电话号码簿，查到号码，抓起电话拨通，真幸运，接电话的恰好是她本人！难道她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我吗？不，我虽早在临行前，请她爸爸写信转告她，但她并不知道我抵达的日期。
　　“你就是简梅小姐吗？请猜一猜我是谁？”我用英语说，为了使她意想不到。但我激动的情绪从自己的声音里都感到了。
　　“当然知道，但愿没猜错！”她说一种愉快的声调从电话线里传来。真没想到，她才来一年多，英语说得这样好。“那你猜猜看？”我仍用英语。
　　她忽然改用华语：“你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怎么，小马克思先生，刚到资本主义国家来就变质了吗？”一听到这口气，使我立刻觉得她一切都没改变：那好斗而伶俐的小嘴，那任性使气、逞强好胜的脾气，那漂亮而含着挑战意味的笑容。一切依旧。我们之间，这种久已习惯并无恶意又互不示弱的雄辩气氛，陡然重现。我当然不客气，马上回敬她一句。
　　“我是怕你把中国话忘了。”
　　“中国的一切我都没忘。这里的情况你最好别拒绝知道一些，免得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这是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她用这话取笑我。我反击她：“绑架我这小马克思有什么用？”“当然他们不要《资本论》，而要你身上的钱。”“那正好。我从不吝惜钱，《资本论》还得留着看。”“算了！《资本论》再好有什么用？反正没钱活不了。在这里你尽可以大讲《资本论》，绝对不会有人干涉。你还可以到海德公园发表演说，到海洛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一束花。但你的活动可能没人响应，英国人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公主的婚礼。说吧，咱们什么时候见？”
　　“今天行吗？今天我白天没有活动。我就住在‘金拐杖’旅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但我不能去，我得上班。”
　　“不能请假？”
　　“不能。”
　　“怎么解释‘自由’两个字？”我说，我又发动一次攻势，而且攻得如迅雷不及掩耳。
　　“用你的话讲：怎么解释‘纪律’，就怎么解释‘自由’。你中午来吧，我请你吃午餐。你在旅馆门口坐9路汽车，坐到牛津街。我的餐馆就在牛津街南面的唐人街上，名叫‘钻石酒楼’，记住了？”
　　“哟，你万里迢迢出洋，反而在唐人街上谋生，这倒有趣。”
　　“世界上的事除去没趣的事，就是有趣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你有什么没趣的事？”
　　“不，都很有趣，非常有趣。见面我会告诉你的，看你这位雄辩家怎么饶舌。恐怕你得带来两张嘴巴。一张招架，一张诡辩。好，我等你！”她说到最后，伴着一阵笑声。听她的口气，她多么满足和神气！
　　“好，我歇一歇就去！”
　　我还真得有点准备，好应付这位出洋在外、志得意满的女人，她肯定会朝我发起一连串的不断的嘲弄和挑战的。

三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 “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 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 “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 ‘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
　　“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即有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大概他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明白。简梅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上掏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她吸烟吐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中的烟，象吹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谈。随后点了菜，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
　　“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变的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种小老板，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街上齐了三家餐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名片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躬致谢，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气十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老子，靠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得是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哪种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嘴巴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饱后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的牛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店铺，从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的首饰店，浓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简梅不等我在一处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 ・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
　　“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色、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原来是各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的音量，播放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若罔闻，大都随着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式的。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
　　“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眉头思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一下。”她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悬挂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 “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 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记者。”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 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 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记者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它使这记者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了……
　　简松呢？简松好象没有这么多苦恼。他整天玩玩乐乐。家里富裕，没有迫使他快去工作的压力。他听音乐、跳舞、郊游、滑冰、游泳，还养只小狗。一帮朋友互相找来找去，比我这个上班工作的人还忙。他过得挺快活。
　　有一次，简松来报社找我。说同他一起插队的一个青年写篇小说，想通过我的介绍在报上发表。闲聊半天，最后竟落到一个使我十分难堪的话题上。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欢我的姐姐吗？”他问得过于直截了当。
　　我碰到真正的难题，真难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他又补充一句，“她也喜欢你！”
　　听到后一句话，我的心跳了。我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忽然不灵了。这天的话全都叫这个平日里不好言语的小伙子说了：
　　“请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证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须回答我，因为我必须对她负责。前些年我能在黑龙江活下来，全靠着她。她太善良、太能干、太会照顾人了。她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仍旧没答话。对一个人幸福的保证，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轻易作答。
　　他却不等我开口就说：
　　“你能够，是吗？你是看得出来的--我姐姐非常信任你，我一家人都非常信任你。你应当大胆向她表白。你知道她周围有一大群追求者吗？但我总觉得那些人都不可靠，只有你才最妥当。”
　　我连头也抬不起来。真为难！她的确是我心中最喜欢的人；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全都铸成她的幸福。只可惜她来到这世界上迟了几年。我比她年长十岁，怎好向她吐口？
　　“你顾虑年龄比她大吗？”简松问。他平时好象什么事也不走心，原来事情都在他心里。他说：“这有什么？你难道还．这么封建？许广平不是比鲁迅小二十岁吗？再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想找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
　　我听了大惑不解，禁不住问：
　　“为什么？”
　　“她们认为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边够味，也显得自己更年轻。另外，现在二十多岁的傻小子们没劲儿！什么也不懂，没知识，没思想。四十来岁的男人差不多又都结婚了。有些女孩子宁肯和自己看中的成了家的男人相好，把人家搅散，也不愿意嫁给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傻小子们！”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话，异常惊讶，我发现自己与简松这样年岁的青年存在着很大一段距离。当然，我又是十分感激这小伙子。他是充满热情地要促成我和简梅的结合。心里的秘密第一次公开，我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怯懦无能。他却慨然说：“这事交给我办吧，你大点胆儿就行了！”说完站起身走了。
　　我送他到报社口，他跨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似地转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在报社，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今晚他姐姐请我在大华影院看内参影片《魂断蓝桥》，还再三鼓励我“鼓足勇气”。
　　她为什么请我看电影？是不是简松促使的？这件事的本身就非同寻常了。
　　那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扮了自己。在影院门口看见简梅，她手里拿着票站在道边等我。她表情平淡，衣着也很一般，是否女孩子在此时此刻，反而要装扮得朴素些，神情矜持些？人们不是都说女孩子在恋爱时，自尊心变得异常脆弱？恋爱是童年之后，第二个多梦时节；猜测萦满脑袋。
　　看过电影出来，我们没议论电影，这很反常。以前我们每次听完音乐会出来，在道上总要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议论不休，简梅还要抢着发表意见。更何况今天看的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有着丰富的、可供琢磨和议论的潜台词。这是到了捅破隔在我俩中间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的时候了吧？
　　月光和灯光，使她很动人。晚风一直吹进我的心里，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我的话好象粘在舌头上了，吐不出来。当我想到了简松要我“鼓足勇气”的话，心情反而更加紧张。需要勇气的事总是很难做的事。简梅忽然说：
　　“有人追求我：”
　　“谁？”我问。听见自己“咯咯”的心跳声，只等她点我的名字了。
　　“刘海。”她说。她没有一点羞怯，好象说别人的事一样。
　　“刘海？”我怔住了。噢，那个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我险些给这意外的消息打昏头脑，完全靠着毅力使自己镇定住。理智使我暗自庆幸没有先把心里的念头吐露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拒绝，多尴尬！现在，自尊心叫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还要保持住声调的平稳，不让内心的波动流露出半点。我问，“他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样--加里敦（家里蹲）大学。”
　　“你熟悉他吗？”
　　“他曾经和我一起在黑龙江插队。”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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