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光圈中的凤凰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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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今天说不！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主的北约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邵云环等三名中国记者遇难。这一事件对凤凰卫视的未来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突然发生，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尚未作出反应，凤凰卫视却能够迅速而全面地报道，开始在观众中建立起“大事发生看凤凰”的声誉。

　　但这对凤凰本身的应变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那天是星期六，凤凰的“主力部队”，包括刘长乐、王纪言和大部分主持人，都已到了湖南长沙，准备与湖南电视台共同举办一台娱乐晚会，原定当晚九点半，在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之后播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传到长沙，已是下午时分，刘长乐和王纪言立即决定取消播出那台晚会，改为有关“使馆事件”的特别节目，并定下了题目：“中国人今天说不！”

　　要填补因取消晚会而出现的时间空档，特别节目就要长达两个小时。问题是，身在长沙的凤凰同事当晚不可能插翅飞回香港，所有的事情必须由留守香港的那几个人承担。于是，一场由长沙遥控指挥的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就极为仓促地筹划出来。

　　当天编译的新闻报道肯定不够这样的时间长度，那就增加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各地记者和特约记者（如成都分公司的会计）全数上街采访，同香港作现场电话连线；再就是在新闻报道之间插入我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等特邀嘉宾的即时评论。这在凤凰卫视，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电视业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只是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更因国家有难，不得不大胆一试了。

　　“使馆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母亲节，我们为节目定下的基调就是：“在母亲节的那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送给中国母亲的礼物，却是夺走了母亲的孩子，又夺走了孩子的母亲。”结果，当晚的《中国人今天说不！》节目播出，反应出乎意料之强烈，高层从长沙传话“看来明天还得说”。这一说就连着近一个星期，随着新闻事件本身高潮迭起，我们的评论也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第二年夏天我在峨嵋山遇见一位四川的大学生，她说，当时他们在大学里收看《中国人今天说不！》，气氛就像看球赛一样热烈，同学们不断喝彩叫好。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嘉树教授则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学生为了看这个节目，“凑份子”到星级饭店开房间。后来，一位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官员对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说：“那时候对我们真正有杀伤力的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因为你们不是谩骂，而是说理，这是最可怕的。”

　　过了三个多月，凤凰卫视的第一个新闻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开播了，《中国人今天说不！》就是它的预演。从此开始，凤凰发现了新的言论空间，时事评论和新闻一样，都成为凤凰节目的新支柱。从那时开始，我这个毫无专业训练的电视“新丁”，也成为凤凰卫视首位专职的时事评论员。

　　【凤凰人】王纪言

　　《中国人今天说不！》的系列特别节目，以5月15日晚在深圳“世界之窗”的同名大型演出做终结。那场晚会，如果不是“院长”接过指挥大权，真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凤凰台里，都叫王纪言为“院长”，因为我们有不少同事出自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王纪言来香港凤凰之前，就是“广院”的副院长。

　　那天的晚会是凤凰与深圳方面共同举办，我们下午到了深圳“世界之窗”内的演出现场，感到头绪纷乱，双方各有主张。天色渐黑，离预定开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不能再如此乱下去。这时，王纪言手拿一份节目方案，把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员召集过来，一、二、三、四……一条条指令发下去。我记得最后他说，没有时间再讨论和排练，每个人就这么去做，不要怕出差错。师永刚在《解密凤凰》中记下了王纪言的“战前动员”：“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唯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

　　居然，这样的一场大型晚会，就一环扣一环顺利推展下去。外人如果只看凤凰直播的画面，还以为事先一定排练多次，绝不会相信开场前一个小时还乱成一团。

　　有了那些日子的见识，我开始相信凤凰团队的应变能力极强。不管时间多么紧迫，不管人手怎样不足，谁都不会说“不行”，连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评论员老头都如此。

空中采访“双亚”吊辜

　　2000年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制组来到尼泊尔时，有人问他们是哪里的中国人，他们自豪地回答说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曾s漪也加入了《千禧之旅》，她走的是十分辛苦翻越唐古拉山脉那段，我至今还记得她一面播报一面大口喘气的样子。

　　曾s漪台湾南投出生，长年在香港工作和居住，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又嫁给了一位来自大陆的山东籍文化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实际上，她和她的家庭，正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她采访最多有关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新闻，也正是这几年世界上所有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

　　我已算不大清楚，究竟有多少次同曾s漪一起去台湾采访。我们的分工却很明确，她负责大部分采访和制作，我主要是作评论和约定采访对象。此外，每天晚上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她要负责带我们去品尝各种台湾小吃，我负责邀集台湾媒体朋友来聊天，帮助我们解读复杂的台湾政情。

　　平时在香港，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是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二是哪些新闻可以在她主持的财经节目里作为重点。一些采访建议，如2002年直播佛指舍利赴台湾，2005年追踪报道“双亚”赴台吊唁辜振甫，都是这样聊出来的。

　　2005年初辜老去世，汪道涵委托海协会的孙亚夫、李亚飞两位代他到台湾致意。经刘长乐拍板，我和曾s漪在香港机场搭上了“双亚”赴台的那架飞机，他们坐头等舱，我们就占了后面商务舱的第一排位子。上机时，我们已经同他们打了招呼，希望能作独家专访，他们表示可以。

　　香港到台北其实不远，飞行时间才一个多小时，等他们用餐后来到我们这里时，飞机已开始下降。不管怎样，我们就在机门旁边的过道里，把摄像机开动起来。曾s漪手持话筒提问，我则负责稳住情绪有点紧张的华航空中小姐，以免采访受到干扰。等到采访结束，飞机的起落架也快放下了。

　　几天后，“双亚”返回大陆，曾s漪又随机同行，再次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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