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与荷的文化史: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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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莲与荷的文化史
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
[日]市川桃子 著
中华书局
前言
蒋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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