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刊2017年10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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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考古学中的“暗物质”
《山海经》与怪物阐释学
从全球互动到“人类世”
黄柳霜的夹缝人生
短长书
“空折梅花寄所思”
“五四”纪念：被赋予的意义
“胎记”与“烙印”
基本收入·隐私权·主体性
诗意的人文与人文学的失意
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
加尔文：专注此世的神学政治
写作，斗争，还要创造财富
盛世的漠视与疏失
多重时间
品书录
年代记忆中的近代史
反“古典共和主义”的孟德斯鸠
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进程
从历史到理论
图像汉学展新知
微言一克的重量
《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密码
读书短札
漂亮文章
《史记索隐》“淖盖”是人名吗？
唐宋“书学”
考古学中的“暗物质”——从殷人崇酒的历史说起
作 者:冯时
一
　　暗物质（Dark Matter）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简单地说，它是指宇宙中那些看不到的物质。天体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事实上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与不可见的暗物质共同组成的，而从两种物质所占的比重来看，暗物质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成为宇宙中物质存在的主体。今天我想把“暗物质”这一概念引入考古学，用它来指那些在古代社会存在或普遍存在，但在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的物质。尽管我们所说的暗物质与物理学所定义的内涵有所不同，但这应该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借用。
　　考古学是以对古代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甚至重建这一历史。然而由于物质材料的不同，上古社会中的某些遗存可以一直留存到今天，但另一些遗存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已迅速朽烂，以致踪迹皆无。这部分在可见的物质遗存之外的不可见物质，我们就称之为“暗物质”。正像宇宙是由可见的普通物质与不可见的暗物质共同构成的一样，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同样由这两种今日可见或不可见的遗存所构成。考古学一向是研究看得见的遗存，但看得见的遗存的反面却是更大量的看不见的遗存。显然，如果人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只关注那些可见的有形遗存，而忽略更多的不可见的无形遗存，那将对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古代社会极为不利。
　　考古学中于今日看不到的暗物质有很多，诸如墓主人的肉身乃至容颜、人类的食物、身着的服饰、束发的冠带、旌旗的旒、竹木的笾豆、缩酒的青茅、礼玉的缫藉、丧礼的包奠，以及陶器、石刻和雕塑上的彩绘图案等，不一而足。可以想见，数千年历史所造就的古代文明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五光十色，远不是今日考古学所展现的一片灰暗。尽管我们承认上述在今日已无法看到的物质一定存在，但是由于其太易朽烂漫漶，所以人们根本不会奢望能在上古遗存中对其有所发现。但是对于这些暗物质而言，如果我们因其朽损就无视它的存在，或者根本不知道古人创造有这样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有限史料所构建的历史就一定是片面的。
　　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了解显然不可能只根据那些看得见的物质遗存，还应包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的真实存在。如果考古学家只知道通过石、骨、陶及金属制品这些得以留存的少量可见遗存去研究历史，并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原貌或者全部，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它意味着这一学科势必丢失绝大部分客观存在的史料，而且当然会使其所构建的历史不仅极不完整，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诚然，上古社会的大量物质遗存于今日已不可复见，这决定了考古学在获取材料方面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是考古学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克服。尽管时代愈晚，人们可能看到的古代遗存也会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物质遗存没有遗失。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考古学必须与传统的历史学相结合，以求通过文献史料补充考古学看不到的大量暗物质，从而最终使我们认识的历史更接近真实，也更为完整。
　　如果我们认识到考古学中暗物质存在的事实，那么寻找这些暗物质就是必需的工作。田野发掘技术的精细化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某些暗物质的线索，但是对于那些连痕迹都没能留下的物质而言，再精细的田野技术恐怕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揭示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关键不仅取决于田野技术的提高，更在于我们具有多少有关古代社会的基本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古代文献去获取。我们对古代社会认识得愈全面，看似“丢失”的暗物质就不会真正丢失。古人缩酒用茅，青茅在上古遗存中虽然难以发现，但历史知识却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相关的祼礼仪节，使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变为古代社会的“明物质”。显然，考古学中的暗物质并不是不可以借助古代文献史料加以弥补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对上古制度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认识这些暗物质，并通过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史料共同构建我们的历史。这方面的实例可以借对殷人尚酒之风的研究做另一角度的观察。
二
　　殷人崇酒尚饮，以致纵酒而亡国，痛失天命，成为周人明鉴的历史教训。西周初年，周公旦作《酒诰》，告诫封于殷商故地的康叔封勿腆于酒，其称殷纣“在今后嗣王酣身”，臣僚则“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而西周大盂鼎铭更直引周康王钊的话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祀。”无不明确阐述了纣王及其内外服群臣纵酒亡国的史实。显然，这则信史是不容怀疑的。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希望能通过古器物的研究证明这段殷人尚饮的历史，其中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酒器，并以这些酒器的组合标注墓主人的身份。尽管商代酒器的正名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如爵、罍一类器皿，由于有文字或器物自名的证据，其器形则是清楚的。今姑以宋人所定之器名对商代酒器加以考察，则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共约千件，其中青铜酒器就占七百二十四件，而用以饮酒的爵、觚二器竟达四百七十六件（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似乎显示出尚酒之风确实已成为晚殷社会所弥漫的陋习。事实上以殷墟出土的酒器分析，殷人的这一积习并非仅限于殷纣一王时，至少从武丁时期即已形成风尚，而且在武丁的子辈祖庚、祖甲时达到了高峰。妇好墓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时期的酒器数量，尽管考古发现带有诸多偶然性，但当时酒器特别多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角度观察，周公所谓殷王自成汤以至帝乙诸王皆善，唯纣一人不耻的说法便不完全符合事实，似乎前王不仅不敢湎于酒，而且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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