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符号学视域下《红楼梦》文化内容的英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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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典籍的出版和整理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加强中华典籍文化的翻译和对外传播，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和典籍外译工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相对于我国其他古典文学作品，没有哪一部有《红楼梦》这样丰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可以说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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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且与时俱进。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丰富的符号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语言符号学研究已显示出勃勃生机。将符号学分支之一的社会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
作为典籍小说的代表及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始终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从红学到红楼译学莫不如此。《红楼梦》英译的全译本最为人所推崇的是翻译家杨宪益和其妻戴乃迭所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简称杨译本）和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闵福德所译的五卷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其中前三卷为霍克斯所译，分别加了三个书名：The Golden Days, The Crab‐Flower Club, The Warning Voice。后两卷为闵福德所译，分别加了两个书名：The Debt of Tears和The Dreamer Wakes。（简称霍译本）
本书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杨译本和霍译本对《红楼梦》文化内容英译的处理，包括周易、宗教、民俗、中医药、人名、颜色、特有语言形式七个方面，这些方面是所有文学作品在译介中都或多或少会涉及的文化内容。对《红楼梦》英译的分析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译介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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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权、刘艳红：“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序言
非常高兴为刘婧老师即将出版的新书《社会符号学视域下〈红楼梦〉文化内容的英译———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写序。
全书共分为九章，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论述社会符号学理论和阐明文化与《红楼梦》英译策略外，从第三章到第九章都是选取《红楼梦》的文化语料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民俗和特有语言形式这两个方面的文化内容用较多篇幅作了英译阐释。作者将服饰、饮食、茶文化、交通车旅纳入日常生活民俗文化中，将酒令、灯谜、戏曲纳入游艺民俗的范畴。特有语言形式包括习语、判词、章回目录、联额、诗词曲赋等方面，其中诗词曲赋包括各种诗词、宋词曲赋、韵文、楚辞曲赋等语言形式。作者选取7个方面的文化语料涵盖了蕴藏在《红楼梦》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红楼梦》被列为四大古典名著之首，在中国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群。政治家、文学家同普通百姓一样喜读《红楼梦》。如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鲁迅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学者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是我国第一篇用符号学思想阐释翻译的论文。作者罗进德公开预言：“符号学派的翻译观将在翻译学这一横跨多学科理论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不仅会改变翻译研究和批评的面貌，还可能改变翻译教学甚至一般外语教学的面貌。”事实上也果真如此。
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丰富的符号学内涵。这也成为国内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将社会符号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出发点。“本土化”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关键。而从社会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译本中丰富的文化内容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刘婧的这本专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终身文化成就奖获得者杨宪益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杨译本，以及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霍克斯和其女婿闵福德合译的霍译本，几乎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翻译出版，是当今世上好评如潮的两个《红楼梦》英译全译本。现在，如果我们把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大家许多文章和译论思想联系起来阅读，一定感慨良多。杨宪益认为：“译者要竭尽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实地传达给读者，使他们能尽量理解原作的内容。我们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创作了。”霍克斯在《红楼梦》英译笔记中就抒发过许多有关翻译的议论。他说：“我认为，译者应该谦卑，应该专注如何透彻理解原著，忠实表达原著，不要斤斤计较于如何发挥自我创造力，怎样多得声誉。”
本书作者刘婧对两位翻译大家充满了敬意。她以社会符号学理论为指导，审慎地选取100多个译例对比两个译本的译文，既认真指出两个译本各自的神来之笔和其对文化内容的尊重，又负责任地谈及其漏译和不足之处，体现了一定的文化自觉性。
中国翻译研究经过“多重转向”之后，最终又回到本体研究上来。我们的教学、科研等多方面的学者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直言之，中国的典籍，可以由中国人外译，也可以让外国人来承接主译，但都必须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译品“以内容为重，以质量为上”。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我们每一个珍惜中国文化的同仁，应与时俱进，发挥自身潜力，做好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工作。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性。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尊和自信。我们走出去的路径是明确的，我们的心胸是坦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部学术专著选题独特，语言流畅，品味清新，是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荐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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