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前尘立少时.俞平伯点评唐宋词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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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词以乐府代兴，在当时应有“新诗”的资格
词的发展的方向
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
上卷 唐五代词
敦煌曲子词（八首）
南歌子（二首）[1]
李白（二首）
韩翃（一首）
柳氏（一首）
张志和（一首）
韦应物（一首）
刘禹锡（五首）
白居易（三首）
温庭筠（九首）
韩偓（一首）
皇甫松（五首）
韦庄（七首）
薛昭蕴（二首）
张泌（二首）
李存勖（二首）
牛希济（一首）
欧阳炯（四首）
顾夐（一首）
李珣（五首）
孙光宪（三首）
冯延巳（九首）
李璟（二首）
李煜（十二首）
中卷 宋词之一
范仲淹（二首）
张先（二首）
晏殊（二首）
柳永（三首）
宋祁（一首）
欧阳修（六首）
王安石（一首）
晏几道（四首）
苏轼（十九首）
李之仪（一首）
黄庭坚（一首）
秦观（八首）
贺铸（四首）
周邦彦（九首）
陈克（一首）
李清照（十三首）
蔡伸（一首）
曹组（二首）
朱淑真（三首）
无名氏（一首）
下卷 宋词之二
叶梦得（二首）
朱敦儒（二首）
陈与义（一首）
曹勋（二首）
张孝祥（二首）
韩元吉（一首）
陆游（三首）
范成大（二首）
杨万里（一首）
王质（一首）
辛弃疾（十七首）
程垓（一首）
陈亮（一首）
俞国宝（一首）
姜夔（九首）
吕胜己（一首）
戴复古（一首）
卢炳（一首）
史达祖（二首）
高观国（一首）
李从周（一首）
刘克庄（四首）
萧泰来（一首）
吴文英（七首）
张林（一首）
曾揆（一首）
陈经国（一首）
周密（二首）
刘辰翁（二首）
蒋捷（一首）
王沂孙（二首）
张炎（三首）
汪元量（二首）
前 言
这个选本是提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作为参考用的，因此，这里想略谈我对于词的发展的看法和唐宋词中一些具体的情况，即作为这个选本的说明。
有两个论点，过去在词坛上广泛地流传着，虽也反映了若干实际，却含有错误的成分在内：一、词为诗余，比诗要狭小一些。二、所谓“正”“变”——以某某为正，以某某为变。这里只简单地把它提出来，在后文将要讲到。
首先应当说：词的可能的、应有的发展和历史上已然存在的情况，本是两回事。一般的文学史自然只能就已有的成绩来做结论，不能多牵扯到它可能怎样，应当怎么样。但这实在是个具有基本性质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以下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
词以乐府代兴，在当时应有“新诗”的资格
词是近古(中唐以后)的乐章，虽已“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了，实际上还是诗国中的一个小邦。它的确已发展了，到了相当大的地位，但按其本质来讲，并不曾得到它应有的发展，并不够大。如以好而论，当然很好了，也未必够好。回顾以往，大约如此。
从诗的体裁看，历史上原有“齐言”“杂言”的区别，且这两体一直在斗争着。中唐以前，无论诗或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不妨简单地回溯一下。《三百篇》虽说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实际上多是四言。楚辞是杂言，但自《离骚》以降，句度亦相当的整齐。汉郊祀乐章为三言，即从楚辞变化，汉初乐府本是楚声。汉魏以来，民间的乐府，杂言颇盛，大体上也还是五言。那时的五言诗自更不用说了。六朝迄隋，七言代兴，至少与五言有分庭抗礼的趋势。到了初、盛唐，“诗”与“乐”已成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言也在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这样熟悉的事情，自无须多说。假如这和事实不差什么，那么，词的勃兴，即从最表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词亦有齐言 ，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这变革绝非偶然，大约有三种因由：
第一，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得不变。即以诗的正格“齐言”而论，从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渐地延长；这显明地为了适应语言(包括词汇)的变化，而不得不如此。诗的长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个极限。如八言便容易分为四言两句；九言则分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通一些。但这样的长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况下，虽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语当然不够，即参杂用之，恐怕也还是不够的。长短句的特点，不仅参差；以长度而论，也冲破了七言的限制，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 。这个延长的倾向当然并没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厢记.秋暮离怀.叨叨令》那样十七字的有名长句了 。
第二，随着音乐的发展而不得不变。长短参差的句法本不限于词，古代的杂言亦是长短句；但词中的长短句，它的本性是乐句，是配合旋律的，并非任意从心的自由诗。这就和诗中的杂言有些不同。当然，乐府古已有之，从发展来看，至少有下列两种情形：一、音乐本身渐趋复杂；古代乐简，近世乐繁。二、将“辞”(文词)来配声(工谱)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较疏，近世较密。这里不能详叙了。郑振铎先生说：
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长短句的产生是自然的进展，是追逐于新声之后的必然的现象 。
他在下面并引了清成肇麐《唐五代词选自序》 中的话。我想这些都符合事实，不再申说了。
第三，就诗体本身来说，是否也有“穷则变”的情形呢？当然，唐诗以后还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诗，决不能说“诗道穷矣”。——但诗歌到了唐代，却有极盛难继之势。如陆游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通“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似缺一“意”字)，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 。
他虽说“未能以理推”，实际上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和推陈出新的重要也已经约略看到了。词的初起，确有一种明朗清爽的气息，为诗国别开生面。陆游的话只就《花间》一集说，还不够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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