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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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知识分子史/吕一民，朱晓罕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9
ISBN 978-7-308-19398-6
Ⅰ. ①法… Ⅱ. ①吕… ②朱… Ⅲ. ①知识分子-历史-法国 Ⅳ. ①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8303号
法国知识分子史
吕一民 朱晓罕　著
责任编辑 谢焕
责任校对 程曼漫 杨利军
封面设计 水墨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24千
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398-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录
CONTENTS
绪论
一、外国知识分子史：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二、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本书的主要思路、观点与基本框架
第一章 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一、“知识分子”的“史前史”
二、“我控诉！”
三、知识界的首次分化和“内战”
四、“左倾化”的开端
第二章 “美好年代”结束
一、世纪初的知识界
二、为反战而献身
三、善战之士
四、“超乎混战之上”
第三章 动荡的二三十年代
一、一战的冲击
二、“来自东方的曙光”
三、“三十年代危机”的一代
四、从反战、反法西斯到人民阵线
第四章 从慕尼黑协议到“黑暗年代”
一、厌战的知识分子
二、与纳粹、维希“合作”
三、抵抗、转变和流亡
第五章 “辉煌三十年”的开端
一、清洗附敌者
二、萨特时代开始
三、冷战之初的法国知识界
四、从中立到“同路人”
五、《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六章 成为世界楷模
一、“请愿书之战”
二、演变中的法国知识界
三、“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
四、萨特的探索
五、知识分子与“五月风暴”
第七章 从1968年5月到1981年5月
一、萨特的激进化
二、“新哲学家”和“新右派”
三、德布雷、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四、社会抗议运动的先锋
五、雷蒙·阿隆及其追随者
第八章 知识分子没有“终结”
一、知识界的剧变
二、布尔迪厄：左拉和萨特的传人
三、反全球化运动：ATTAC
四、诺拉：重新书写法国历史
结语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后记
绪论
一、外国知识分子史：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知识分子”（其法文、英文单词分别为Intellectuel和Intellectual）是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甚高的术语。尽管如此，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在中外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论述中，笔者较为倾向于认同法国史学界对“知识分子”的通用界定：“知识分子不仅仅属于数量上以各种方式迅速增长着的脑力劳动者，而且还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者。”[2]他们首先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如教师、作家、记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等。在专业工作之外，他们同时还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各种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关怀是超越于个人及其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正如《法国知识分子辞典》的序言所说的那样：“某位诺贝尔物理学或医学生理学奖得主没有被本辞典收录，并非因为我们忽视了他对科学或人类福祉的贡献，而是因为他总是拒绝离开实验室走上街头，拒绝签署请愿书，拒绝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宗教的衰落和亚洲强人政治等问题发表看法。”[3]在充分表示认同之余，笔者亦将基本借用法国史学界对“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来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
有意思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界定至今仍歧义纷呈，但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些法国知识界著名人士的形象：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愤然宣布“我控诉！”的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时代的良心”（conscience de son temps）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运动等诸多社会运动先锋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不时以“苦难众生”的代言人或自由资本主义的狙击手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
显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被世界各国的同道所羡慕。在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20世纪，尤其是战后“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法国知识分子那么高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享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起着如此之大的社会作用，以至于他们的言行几乎时时刻刻都成为法国传媒（有不少时候甚至是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4]
我们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凸显很大程度上是与法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介入”（engagement）密切相关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从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intellectuel来指称的这一社会群体就已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为出发点，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此后，这个特征被法国知识界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加以继承、改造和发挥，从而使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活动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自发性行为，发展成这个社会群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自觉性行为，并将其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这种“介入”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的辉煌三十年”中，“介入”甚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鉴此，法国史学家雷米·里费尔（Rémy Rieffel）曾指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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