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转移_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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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修订版序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出版于1999年，合同期满以后，常有出版社来联系再版的事，让我感动。然因打算进行大范围的重编，一直拖延着。谭徐锋先生锲而不舍，终使我不得不妥协。原设想中的一些必要的文字，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不得已，只能较大幅度地改编，希望以后可以实现更彻底地重编。
原书由十篇文字组成，今略去了学术部分的两篇（因有密切相关的新作，当另组），删去了胡适少年受学经历一篇，另有四篇论述具体人事的，移出与他文另编一集。留下的只有三篇，并新增六文。所留所增者，都是偏重于通论的文字，希望能从稍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遗憾的是，近代“经典的消逝”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势转移，本已写出一文的粗稿，参加了台北“中研院”的汉学会议。但因为各种文债压身，竟不能及时修订完成，那边有负汉学会议拟收入文集的厚意，这里也只好暂阙。此文若收入，全书的整体感会更强一些。
新增各文中，有两文采自《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当初那书是听朋友之劝，尝试将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集合在一起，以适应各方面的读者。现在看来，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似呈分而不合的趋势，故将其中三篇研究性文章析出，两入此集（关于民族主义的一文已大幅度改写），一入他集。该书余下的内容，拟补入一批文化与学术评论文字，进行重组。
各文因论述相关，不免有重复之处，自己有时还不易察觉。苏州大学历史系的鲁萍老师代为核阅一过，指出了雷同之处，这是我非常感谢的！凡是史料叙述重复之处，现已尽量删并。唯马克思、章太炎和胡适个别有代表性的话，借用布克哈特的话说，“散发着耀眼的启示之光”，都引用两次以上，仍予保留。少数综合性的论述文字，如“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云云，在相关论文中数次出现，删去似妨碍上下文的理解，故仍保留。尚祈谅解。
现在重看旧作，印象特别深的是每篇文章前面曾有那样多致谢的人。这是因为那时的治学条件确实较差，尤其在成都治近代史，资料非常缺乏（四川早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基本不视近几十年的历史为正当学问，所以不重视这类史料的收藏），不得不境内外四处求援；与今天材料多到看不完的状态，真不可同日而语。各文中致谢的人，有的已归道山，许多成了大人物。这次的修订，凡是前辈和平辈，姓名皆删略（感激则永存心中），仅留下那些帮助过我的年轻人之姓名。
也因当年的资料状况，文中使用材料的版本各异，尤其是历史上不那么“进步”甚或“政治不正确”的人物，其文集昔年很难再版，几乎是找到什么用什么，显得相当杂乱。这次凡修改之文，尽量改用新出的全集一类统一文本，余亦仍旧，只能以后再进行全面的修订。如有因此而产生的文字歧异和错误，非常希望发现的读者予以指正，谨先致谢忱！
2013年3月18日于旅京寓所
原序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如王汎森先生所言，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模式。
实际上，尽管西方自身在19世纪20世纪也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但对西方来说，即使是与传统决裂，仍可以是在传统中变。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在西人的引导之下，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靠其工艺和科技，在此之后尚有更重要的制度和观念。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虽然各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并不一样，“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一旦中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有遵循一个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甚或有意背离传统而变（change against tradition）。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的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
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从开始的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发展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观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今人早已视留学为正途，但对有血气的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就像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胡适曾形象地描绘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很明显，胡适正是将近代中西之争视为两个文明之争。中国一方既然竞争失败，就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
自己就留学且一向颇称道西方的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失败之余，中国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来观念的天下，给他人作了战场。我们如果细查当年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救国救文化的路径，大多与西方有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风行竞争的各种思想体系，即各种“主义”，就极少有不是西来者。
中国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中最具标志性的关键词汇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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