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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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美)瓦茨拉维克 / 约翰·威克兰德 / 理查德·菲什
简介
译者序
变与不变——第二序改变的知识起点
初读本书是在1983年我在哈佛开始博士课程时，那时它已经版9年，全书初译完是1996年，2007年它在北京出版。是怎样的动能让我如此心系本书不愿放弃呢？如果你把我看成是30年来一路思索“变”的知识与投身干“变”之心理教育实践的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在私人与工作生活中变与不变之生活体验敏感的人，那么这本书对你而言也将会永远是变革知识的学习之钥！
然而，读者购买本书自有其动力与渴望，“变”有可能是自己企图解决某些问题的行动之一，那么如何读书也就反映了自己界定与解决问题方式的某些个人特性。有人可能一边读一边击掌大呼：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搞不好有人回家真的将床位挪到三面靠墙的方位，以期增加夫妻做爱的机会（第10章实例）；有人则精读“群论”，企图找到一以贯之的分析原则。正因为这本书谈的是“改变”，它很可能引发我们想要改变生活中某些问题的企图，觉察到自己隐然被触动的动力来自何处，所以一边读《改变》，一边和自己的经验参照思索。但是，请不要企图在书中找到一帖可立即采用的药方，这是阅读本书的重要原则。
人们在回忆及整理与他人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时，挫折与痛苦的后果常记忆犹新，但问题的演变历程不是难以追寻，就是被错置重组得难以自圆其说。尝试去训练自己捕捉住某个互动的过程，回想关系脉络中发生了“什么”及“如何”发生，而不是事后自以为是地去解释“为什么”；带着书中“问题形成”的观点与自己的经验对话，这种平行移动的参照方式要比企图借着去分析因果掌握解决之道，会多一些反映思索的空间。
共振频道·时空不限
本书作者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Watzlawick)、约翰·威克兰德(JohnHWeakland)和理查德·菲什（RichardFisch）三人均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威克兰德已经去世，瓦茨拉维克与菲什现今也均已年过八十。1963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大游行，1964年“越战”开始，1966年中国开始“文革”，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脉冲中，三位作者一起投身治疗及研究工作，完成了本书。也正是这个背景，使得书中引用有关战争、间谍战、“文革”与婚姻家庭的实例，可以引领读者走出专业主义的划地自限。个人、人际、婚姻家庭与社会体制之间确实存在交相渗透的作用！
当1960年代世界各地纷扰翻动时，中国台湾地区正处于冷战“白色恐怖”①后的社会控制时代，在这个时代长大、当时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我，专业方法的学习和社会政治意识的启蒙是两条并行线，这两条并行线均触及了《改变》中有关“变与不变”的知识，但它们在我身上的交会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
【①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台湾地区1949年5月进入戒严，直至1987年才解除戒严。在中国台湾，“白色恐怖”指涉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期因政治罪名所进行的镇压统治。“白色恐怖”的高峰期，特别是由1949-1953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朝鲜战争发生与美援撑腰的背景下，大力清楚其眼中的政治异己，估计在数年间有四五千人入狱。】
1983年，我和郑村棋在全力投入工作七八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进修，当时反复思索着人的改变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接受团体动力与心理剧的思想与训练，在大学校园及社会教育领域中工作的同时，也关心着当时国民党外的政治运动（我们在1978年初结婚，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①）。对心理学领域中有关个人及团体改变知识的着迷，和我们所面对的台湾社会那种压制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气氛，相互交织成一股想寻找突破的动力。《改变》这本书在这个节骨眼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经验反思与有方向性的知识寻求的历程；稍后我们对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了解及行动科学的涉入也是由这个起点开始。“什么是根本性的改变？什么是第一序改变、第二序改变？”这是我们两人在1983-1985年之间不断思辨的问题。【①美丽岛事件是指1978-1980年在自湾地区党外政治运动脉络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民主政治活动，包括“党外人士助选团”的成立（1978年），1978年12月16日蒋经国借“十美断交”而宣布停止选举，再发展到1979年12月暴力镇压美丽岛高雄游行，继之进行党外人士的大逮捕(详细数据可参看维基百科网址-http://wwwwikipedia.org)。】
对我而言，在两年博士课程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彻底经验到自己许多无效却又不愿放弃的防卫策略。包括故意不在意女儿（当时才两岁半）进入托儿所的辛苦适应历程，而几近粗暴地将她“弃置”在托儿所；以及经验到自己在婚姻关系中如何陷入女性自怜自怨陷阱的同时，建构了由压制到爆发怨恨的逃逸路线。在这段日子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一方面似懂非懂地读着关于个体、组织与社会变革的知识，一方面却经验着在婚姻关系中重复发生、似乎无法改变的老把戏。这两方面在当时仍是同时存在，但却无法在认识上发生联系的两个世界。
《改变》这本书倒没有发挥什么“开悟”而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神奇妙用，但它所指出的人类经验中有关“变”与“不变”间关系的知识的重要性，却给予了我在痛苦中寻找方向与出路之行动的意义感。在我日后的实践中，这一种意义感，是我赖以透视个人、团体、组织与社会体制多层脉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与方向感。1986年我和郑村棋由哈佛回到台北，1987年成立工作室（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与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的前身），开始了台湾工人生活的调查与运动的实践。“变”的知识与方法就在1980年代前期，对我们发挥了知识理路厘清与转折找路的作用。
变革知识的理路
主流实证科学对基础知识与应用方法的主从分野，造就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科技理性①和学术研究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它的后果便是，众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工作者，在追寻知识与探究方法的过程中，陷入僵窄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工作者失去了对生命细微变化辨识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交织牵动的力量亦视而不见。工作者这种失能状态与学科切割零碎化的问题在读《改变》的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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