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与歧途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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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大道与歧途（光明鸟·主见文丛）
作者：王彬彬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01
ISBN：9787508083704
目录
版权信息
自序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匕首”与“手术刀”
谈谈胡适与胡风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
禁欲时代的情色
自序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返），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成语“歧路亡羊”典出于此。这本小书中，有一篇谈柳亚子的《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文章了。柳亚子《读史》诗中有一联是“大错无端铸六州，亡羊歧路误清流”，“亡羊歧路”用的就是《列子》中的典故。在为书起名时，想到了柳亚子的这一联诗，还想到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的“歧路”问题。鲁迅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
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若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事前知道是或可能是“歧路”，并不容易，必须是头脑异常清醒、冷静的人，才能有此智慧。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开步前不知是或可能是“歧路”，走到中途才明白误入歧途。中途而知歧者，有的人能迷途知返，有的人则欲返而不能，歧路就成了不归路。还有些人，是把歧路走到底、走到死，也不知走过来的原本是歧路，只是别人或者后人，才看出他一直走在歧路上。
也想起了王国维写夜宿故乡的诗：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真是世人皆睡我独醒、世人皆昏我独疑了。
因为胡乱想到了这些，就把这本小书命名为《大道与歧途》。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深圳的梁由之先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南大和园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他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也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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