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变形记·粤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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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商帮变形记 粤商
粤商：山高皇帝远 开放急先锋
第一章 银钱堆满十三行
公行初创
行商源流
潮起潮落
人去“行”空
“十三行”寻踪
第二章 两洋风雨说侨商
粤人足迹遍天下
扬威海外政商界
民营铁路开先河
四大百货战上海
终局
血色侨商
第三章 南国“二陈”鏖战急
商团之乱
“罪人”陈廉伯
军阀从商
毁誉“南天王”
劫波渡尽
土生粤商
第四章 粤港纵横红“私商”
发“战争财”
三年甘苦
“红”运当头
粤人迁港记
“番鬼”看老广
第五章 独树一帜潮州帮
从上海到曼谷
兄弟同心
“他”来自潮州
潮州帮与潮汕文化
第六章 百年莞商嬗变记
香江大淘金
两代“火枪手”
迈步从头越
“四小虎”浮沉
第七章 龙虎风云会珠江
30年干好一件事
市场“神话”背后
殊途不同归
粤商后劲为何不如浙商
鸣谢
商帮变形记
粤商
谭洪安
广东新会人，现居北京，《中国经营报》主笔兼《慧及人生》副刊编辑。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4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主要关注方向为明清至中华民国社会经济史。有15年媒体从业经验，自2003年起加入《中国经营报》，历任地产及商业版记者、编辑，特稿部编辑，区域经济版主编，期间两获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2011年起，主持《中国经营报》商业史版，致力于近代以来地域商帮史、商会史及城市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与写作。
粤商：山高皇帝远 开放急先锋
华南对外贸易有千百年的历史，而近世粤商的勃兴，以十三行行商为开端。清代中前期广东行商盛极一时，孕育了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它也号称“天子南库”，与“皇商”身份的晋商一道，得到皇权庇护，各自垄断南北对外商业来往及厚利。
但广东濒临南海，粤人惯于出洋谋生，又最早遭受西方经济和武力入侵，见识过欧风美雨，粤商后来的发展逐渐走上与晋商不同的轨迹。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即以粤籍侨商为强大海外金主，发动反封建反皇权革命，入中华民国后，粤商与革命割据政权彼此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是后来与山西一样，一度实行半独立的地方自治，广东经济上却仍采取借道港澳、面向两洋的对外开放姿态，有别于“阎老西”（阎锡山）的闭门造车。
粤商“山高皇帝远，闷头挣大钱”的心态，使得它们在近代以来中国历次主动或被动的中西政经交往中，总能走在最前列。但粤商也有其短板，因复杂的地缘和族群分野形成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帮商人，固然各有杰出的俊彦和骄人的业绩，但彼此的差异和竞争，使得粤商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大帮，与抱团对外、打遍天下的浙商相比，凸显出其各自为战的不足。
第一章
银钱堆满十三行
清道光二年（1822年）九月十八日亥时（晚上9时许），广州城西珠江边的十三行地区突然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众多中外商馆以及堆放了大量毛织品的仓库。
大火连续烧了两天，殃及上千房屋店铺，11家中国人办的洋行中，6家被焚，房屋货栈皆成灰烬，外商所办“夷馆”存放的货物也无一幸免，上至大班（即经理），下至职员，都不得不慌忙避走到停泊在珠江沿岸的商船上。
这是广东十三行成为清代中外贸易第一要地百余年来，有据可查的少数重大火灾之一。不过，它还不算最具毁灭性的一次。
公行初创
所谓“十三行”的起源，一说原是地名。据清初著名学者、广州番禺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其各种货物均集中于广州城西珠江边推销，又称“十三行货”，清代外贸机构通称洋行，也聚集在这一带经营，时人遂将两者混称“十三洋行”。另一说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前后，到达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已发现该处由原籍广州（5家）、泉州（5家）、徽州（3家）的13家商号垄断经营。不管起源如何，清代广东十三行地区的洋行数目时多时少，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只是偶尔才正合13家之数。
清朝初年，即17世纪后半叶，为了封锁占据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商民船只不准下海贸易，外国商船亦“片帆不许入口”，甚至3次强迫沿海居民大规模内迁，使明朝以来繁盛的东南地区贸易口岸走向凋敝。
“海禁”期间，与吴三桂、耿精忠并称“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统治广东，他们利用特权，组织一批“王商”（王府商人），专事对外走私贸易。其他商人受“海禁”所阻，连近在咫尺的商贸中转点澳门都去不了，平南王府贸易总管沈上达却能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直通南洋各地做生意。据记载，这支船队往返一次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一年下来，能赚四五十万两。康熙十九年（1680年），尚之信叛乱失败，沈上达也遭抄家，清点财产近百万两，可谓富敌王侯。
尚之信死后，“王商”失去靠山，但依靠丰富的外贸经验仍拥有巨额财产。“王商”之外，当时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还有以两广总督作后台的“总督商人”，以广州将军（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类似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员）作后台的“将军商人”，以及以广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作后台的“抚院商人”。这些官商互不相让，争夺广州外贸的主导地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两年后，宣布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以此取代自唐朝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亦即变“朝贡贸易”体系为“商业行馆贸易”体系。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市舶制度之下，各国商人随贡使来到天朝大国，货物交由市舶司招商发卖（到明朝末年则由其下属中介性质的“牙行”负责买卖），而海关制度建立后，海关负管理职责，外贸机构即洋行与之完全分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去世的屈大均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地区早已是洋船云集的外贸要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马尔巴勒号”、“苏珊娜号”和“长桁号”三艘商船先后到达广州，并与清廷主管广州口岸的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英商随后在十三行地区正式开设商馆（中国人称为“夷馆”），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商馆内由主席、司库和出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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