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5.71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
作者：周庆智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4043-7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493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历史基础：清末至民国以来县政治理
第一章 帝制时代县政
第二章 清末至民国县政
第三章 “乡镇自治”：财税与秩序
第四章 国家权力下移：“乡镇官僚化”与财税汲取能力
第二部分 1949-1978年中国县政治理现代化
第五章 县级政权经济与社会功能
第六章 县政治理革命化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县政治理总体性危机
第三部分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县政治理现代化
第八章 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
第九章 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和管控能力
第十章 县政治理困境：合法性流失
第十一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十二章 “法治型”政府建设
第十三章 “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四部分 中国县政治理：现代性困境与县政发展方向
第十四章 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性与现代化
第十五章 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县政治理
第十六章 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
第十七章 社会制约权力
第十八章 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十九章 建构县政治理的社会自治文化
参考文献
导论
一
10年前，笔者出版了一本《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社会学考察》专著，书中讨论和分析了中国县级行政权力的性质——资源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以及维持并强化这个权力性质的制度因素，涉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权力利益、权力的合法性、行政领域和行政行为等方面，揭示它所存在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周庆智，2004）。10年后，据笔者的研究观察，主导中国县级政权发展的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与动员能力——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但10多年来，中国基层社会却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变化：基层政权权威不断弱化，利益群体日趋多元化和社会力量日益多样化，以及政治共同性下降和社会认同低下，集中表现为政府权威合法性的不断丧失和民众不断升高的参与扩大化要求。也就是说，30多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巩固和加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而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大动员反而削弱和瓦解了基层政权权威的合法性。面对各种社会力量日益的多样化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传统政治逻辑——权力经济和控制社会没有做出任何适应性的改变。这导致基层政治发展滞后，甚至呈现出政治衰败的趋向。这一切表现为基层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混乱和动荡不已。
10年前，笔者关注的是中国县级政权组织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以及这个体制机制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换言之，笔者没有集中关注产生这个体制机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性结构因素，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对县级政权的“历史性因果关系”做出梳理，那么就不大可能把握当今中国基层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以及它未来的发展和变革方向。
近10多年来关于县级政府职能向着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被不断地提起，但时至今日，作为服务型政府实现职能的理财系统，公共财政（预算法制和民主财政）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所必然具有的“公共性”（管理职能和范围）至今还没有融入到政府整个财政收支的过程中去，没有融入到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去，没有融入到政府编制预算、控制预算中去。县级政府一直专注于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几乎把所有的行政力量都集中在国有资产收益，亦即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以及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等等。简单地说，中国县级财政依然是“国家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共财政，或者说，没有公共财政的政府就不可能是服务型政府。
30多年来，中国县政治理致力于经济增长（GDP），以政绩来强化执政合法性。但“经济繁荣”（不是惠及多数民众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带来的却是政治不信任的蔓延和政治共同性的恶化。以民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基层民众的抗争和维权运动，一再地表明：（1）政府公共性缺失，民众的权利和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2）公共权力合法性不足，制度的创制与程序的正义还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本质规定之一；（3）传统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多元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经济增长并没有得到广泛分享，而更多的财富是向基层政府、权力阶层以及围绕在权力周围发展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那里集中，后者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则趋于结构化和稳定化，致使任何针对基层公共权力的改革都举步维艰。面对如此不堪的政治情势，权力阶层的变革思路却依然是“整顿吏治”，依然是“精兵简政”的老套路。一轮又一轮的所谓“体制改革”或“机构改革”，只不过是反复印证县级政权体制本质属性（汲取财税和社会控制）以及（机构改革）陷入官僚制铁律
[1]

而不能自拔的困境而已。
对上述的解释，一般都在体制内的分权制约、党内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以及体制外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建设等社会制约权力方面来展开，同时，与此相呼应的是所谓“地方政府创新”，比如，四川乡镇长的公推直选、温岭的协商民主、太仓的政社互动，等等。但无论理论和实践，差不多都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逻辑悖论当中。“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如城市化、文化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以及大众传媒的扩展等，使政治意识扩展，政治要求剧增，政治参与扩大。这些变化削弱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源泉，也削弱了传统的政治体制；这些变化使建立新的政治联系的基础问题，以及创造新的既具合法性又具高效能的政治体制问题，都大大复杂化了。”
[2]

但是，“即使社会动员和参政范围既深又广，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体制化的速度却十分缓慢，其后果便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混乱。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
[3]

。简言之，中国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