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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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錄
編者序言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1981年)
活動和討論日記(1981年)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註1)(1982年)
索引
版權頁
編者序言
我收集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初衷本是為了自己更全面地學習他的治學方法和理解他的論學旨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覺得，如果能將這些論著譯成中文，也許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一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全面地讀到余先生的論著；二是有助於對海外漢學以及中美學術交流的認識與研究。
《東漢生死觀》取名於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學的同名博士論文。由於這篇學位論文中的第一章後經修改以同名發表於1964-1965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因此在本冊中用後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題的一篇書評(1981年)和一篇論文(1987年)。時隔20年作者續論這一主題，主要是因為考古的新發現。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月餘，漢代文獻與遺跡的親切感受大概也起了啟動作用。
《漢代貿易與擴張》取名於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專著。此外，另收了兩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論文與漢代有關，發表的時間雖然分別是1977年和1990年，但後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後所致，實際上它們同時完成於1973-1975年間。與這一主題相關，作者後來為《康橋中國史》(秦漢卷)(1988年)撰有專章「漢代對外關係」，此書早有中譯本，故這裏不再收錄。1964年刊行的書評是關於唐代財政體制的，雖與漢代無直接關係，但考慮到主題同屬於社會經濟史，所以一併編入此冊。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多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涉及3世紀到當代，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為《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是我以為這個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論著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也正是要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編按：繁體中文版出版時，依余先生的意思，增收〈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歷史視野的儒家與中西相遇〉、〈20世紀中國現代化與革命崇拜之爭〉、〈歷史學的新文化轉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五文。)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取名於余先生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寫成的同名總結報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總的訪問活動與討論日記，以及差不多同時完成並與主題相關的一篇專論。這篇專論最初以中文寫成發表，後被譯成英文並經作者適當改寫後發表，收入本冊時相同部分照錄中文，不同部分則據英文而譯。
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在1970年代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此後他的學術論著主要是以中文發表，大部分英文論著則概述他中文論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分析性通論。前者顯然是因為他希望更直接地貢獻於中國學術，後者則表明他希望將中國的學術引入美國。促成這個變化的契機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任職。雖然服務兩年後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約定，且這兩年的服務也令他身心疲累，但深藏於他心中的中國感情似乎更被觸動，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頓。1976年1月余英時先生四十六歲時，同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將自己與胡適的長年往來書信複印本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在封面上題寫：「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大概正是體會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師的寬慰、提示與勉勵吧。
此後，余先生與兩岸三地的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在余先生小書齋的書架上翻覽時曾見到錢鍾書在所贈《管錐編》扉頁上的題詞，當時覺得有趣，便請余先生用他的小影印機複印了一份給我，現不妨抄錄在這裏，也算是一個佐證。題云：
誤字頗多，未能盡校改，印就後自讀一過，已覺須補訂者二三十處。學無止而知無涯，炳燭見跋，求全自苦，真癡頑老子也。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歎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並告以入語林。
總之，讀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應當注意其中的中國學術背景，正如讀他的中文論著應該留心其中的西方學術背景一樣。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1981年)
在我們代表團訪問期間，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思想變革，一場統稱為「思想解放」的變革，它的正式名稱是「貫徹執行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少對中國而言，在我們所訪問的各個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氣氛應該是異常寬鬆。我無拘無束地和中國學者談到胡適、錢穆以及其他海外學術界的人物，沒有感到對方有任何的不自在或尷尬。我也有機會和一些中學生聊天，他們提出了自己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和偉大舵手的批評意見。這令人想起1978年11月中旬爆發的民主牆運動，它剛好發生在我們離開中國後。回想起來，正值中國步入正確軌道之時，我們訪問了這個偉大的國家，這的確是很幸運的。
當然，此次訪問的官方性質決定了我們很難深入到中國歷史學家的內心世界。而且，因為代表團的重要任務是考察秦漢考古原址，碰到的自然更多的是考古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下文中我將根據「四人幫」倒台後的出版物，以及與中國學者的單獨談話內容，試就近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動向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反「影射史學」運動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史學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不僅「中國歷史中的儒法鬥爭」的主旋律遭到擯棄，而且對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調。有幾次在預料到我會持否定意見的情況下，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去評論儒法鬥爭。如同我們的中國同行現在看到的，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1976年)，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幫」的「那夥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並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孔子先是與周恩來掛鉤，接著是鄧小平，最後是華國鋒。秦始皇與毛澤東，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則天與江青，法家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儒家與部分老一輩革命家，也都劃上了等號。因此，「影射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四人幫」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徵。
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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