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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
.作　　者：叶嘉莹
责任编辑：魏弈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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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绪论
第一章 “六艺”的形成
第一节 西周、春秋的国家教育与王官“四教”
第二节 定本与赋义：从王教之典到孔门圣典
第三节 战国儒学的分化与“六艺”说之提出
第四节 汉初儒学与“六艺”说之确立
第二章 两汉官定经目的制度演变
第一节 从孔门圣典到帝国经典
第二节 “师法博士”制的确立与早期调整
第三节 刘歆争立古文经与今古学的对立
第四节 王莽持政时期的经目改革
第五节 东汉经目制度的重建
第三章 两汉“五经”说的学理重构
第一节 两汉之际重建“五经”说的契机
第二节 《汉书·艺文志》所见“五经”说
第三节 《白虎通·五经》所见“五经”说
第四章 魏晋至隋唐经目演变
第一节 郑学一统：魏初经目新变
第二节 郑王分庭：曹魏后期的学术与政治
第三节 繁简依违：两晋官学经目的调整
第四节 儒玄之争：南北朝经目沿革
第五节 多元归一：一元化的唐代经目
第五章 宋学的发展与官定“四书五经”的形成
第一节 熙宁变法与王安石经目改革
第二节 南宋“六经”制度
第三节 从“六经五书”到“四书五经”
第六章 民间经学力量的上升与“十三经”的确立
第一节 南宋至明初的“十四经”说
第二节 《十三经注疏》的初次汇印及其经学史意义
第三节 明中期汉学思潮的兴起与“十三经”的正式确立
附录一：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各书刻工名录
附录二：北京市文物局本《十三经注疏》刻工籍贯可考者所刻书（瞿目所载部分）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袁行霈
该生自从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刻苦勤奋，成绩十分优秀。他撰写的有关经学的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包括核心期刊和集刊在内的各种刊物上，已经引起校内外同行的注意。参加过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深受好评。
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学术界尚无专门系统的研究。经学是难度很大而又亟待振兴的一门学科，这篇论文的选题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问题复杂，必须掌握大量的资料并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才能入手。该生不满足于一般过程的描述，还能深入阐释其嬗变的社会政治原因，并对一些细节加以考证。作者认真钻研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注重实证，又不乏理论思考，善于将文献资料放到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加以分析，表现出可贵的综合研究的能力。其中关于战国时期儒学的地域分布与“六艺”之提出的论述，关于两汉“五经”说学理重构的阐释，关于日传本《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的考辨，关于宋代官定“四书五经”的形成与当时政治之关系的考论，关于《十三经注疏》初次汇印地点的考证，都有可喜的创获，显示了该生基础比较广博，并具有年轻学者的锐气和非同一般的创新能力。论文符合学术规范，资料丰富，逻辑性强，学风正派。
这篇论文在处理个别十分复杂的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尚须进一步论证。
以上是程苏东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我所写的评语，转眼间已经过去七年了。这期间他在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了两年，随即到中文系担任我的学术秘书，并在中文系任讲师。在十分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写了多篇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一些重要刊物上，还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已在国内外取得广泛的称誉。我看到学术领域里一颗闪亮的新星已经升起，其升起的速度连我这导师都感到惊异。如今他又将修订过的博士论文缴来，嘱我作序。这次修订不仅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而且回答了当初有待深入解答的若干问题，我读来有崭然一新之感。“十三经经目”本来就是一个学术前沿的课题，七年之后仍然居于前沿的位置。这已不仅是目录学的课题，而且进入了经学史的领域，再进一步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学术史的领域，为我们考察学术发展与政治变迁这个大课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我一向提倡纵通与横通相结合，程苏东博士真正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标，我的欣慰之情不言而喻。
程苏东博士年方而立，前面的道路还长。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又在北大这样一个开放兼容的学术殿堂任教，每天之所见所闻，都能给他以新的启迪，促使他不断提升自己。而日新月异的大数据，也正为他展翅翱翔助力。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只等他飞翔起来，“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也。
这不仅是我的期望，也是学术界的期望。“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想将白居易评论杜甫的这两句诗送给程苏东，并相信他不会辜负我的希望。世有知者，当以鄙言为韪也。
2017年5月27日
绪论
一、“经目”的提出
本书所论“经目”，主要指历代中央政府对官学中所尊“经书”及其解释体系而作出的限定。如西汉初期所立“五经博士”，便是确立《诗》《书》《礼》《易》《春秋》为当时之经目，此后，随着学术思想与政局的演变，又陆续出现“黄龙十二博士”“十四博士”“九经”“六经”“四书五经”等不同的经目制度；此外，在官方经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亦照此模式，基于某种学术理念而自觉地提出他们对于经典范围的看法，由此也出现了如“十四经”“二十一经”等具有民间私议色彩的经目。总之，传统社会中关于“经”之范围的各种认定即为笔者所谓之“经目”。
需要补充的是，在经学史上，经典范围常常不仅指向经典本身，同时还关涉到经典的解释体系，也就是“师法”“章句”和“传注”，因此，本书所谓的“经目”史，当然也包括了这一层面的生成与演变。
在经学史研究中，尽管此前学者较少使用“经目”之名，然而关注“经典范围”之演变的传统却由来已久。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以“经的集团”[1]“经的范围及领域”[2]“群经之数目”[3]“经典范围”[4]等各种不确定的名目进行指称，不仅不便，而且由于内涵和外延均稍嫌模糊，实难以界定这一经学现象的特定涵义，在事实上长期干扰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持续研究，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使学界长期以来普遍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目”与以“开成十二经”为代表的一般经书合称混为一谈，进而对经学史的进程产生一系列的误判。
究竟“经目”与一般的经书合称之间有何差别呢？何以说“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乃至“十四经”等概念与“开成十二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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