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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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
中国转向内在
作者：
刘子健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06-01
ISBN：
97872140710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序 言
导 言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一、 关注差异
线索与方法
资料与假设
二、 宋代学术
文 学
经 学
史 学
三、 宋代儒学
思想与制度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第二部分 12世纪
四、 道德保守主义
亡国之耻的震撼
变革之门的关闭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五、 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
宰相团队（1135—1136及以后）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6）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
六、 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谁有资格做榜样？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从巅峰到谷底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
七、 道德挂帅的新儒家：从争论、异端到正统
分析架构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
失算的“伪学”之禁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
余 论
注释中所用简称
参考书目
A.英文和其他西文论著
B.古代著述（宋一清）
C.中文及日文现代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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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序 言
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已故的洪业教授（William Hung），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已故的Leland D.Baldwin教授和George B.Fowler教授，我要感谢他们时常提醒我要立论持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杨联陞先生，我要感谢他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的Anatole Mazour教授和Albert E.Dien教授，我要感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Willard J.Peterson教授，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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