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陈嘉明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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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2006年5罔
第33卷第3期
求是学刊
SEEKING
TRUTH
May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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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
 
 
 
□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域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
——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陈嘉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
关键词
：福柯；启蒙•，现代性；合理性
作者简介：
陈嘉明
（1952-),
男，福建闽侯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哲学、知识论、现代性哲学研究。
中图
分类号
：
B
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6)03-0046-05收稿日期:2005-12-15
 
 
福柯哲学为人们所熟悉的方面，是他对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与人的状况的揭示与批判。实际上，福柯对于启蒙与现代性所持的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辩证分析基础上的肯定的态度。他一方面讲述启蒙并未使人类步人“成年”的道理，并以继承启蒙运动的质疑与批判的精神为己任，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此来探寻、追求自由的“新的原动力”[…*
5437

);另一方面他也积极肯定启蒙与现代性的意义，反对简单否定现代性的合理性的做法，宣称现代性的合理性形式不仅没有崩溃和消失，而且新的合理性还在继续产生。
一、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态度
在福柯看来，“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中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进程本身使启蒙重新成为“当代关注的中心”，这一进程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是社会的“革命”史本身，它与理性主义—46—
的哲学有关，因为自从18世纪以来，整个理性主义就怀有这种“革命”的希望；最后，是在殖民时代终结之际，一场责问西方世界的运动开始涌现：西方的文化、科学、社会组织以及最终它们的理性本身，有什么权利要求取得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正是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这三方面问题，使得在历经两个世纪之后，“启蒙又回溯
了”[2](
P
452)。
此外，启蒙在现代性问题中之所以具有根本的意义，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决定着“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思考什么、我们做些什么”，即决定着现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与道德实践的关键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试图回答这两个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1](
P
422
)在这里，福柯从根本上把现代哲学归结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问答，可见此问题在福柯心目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此外，他指出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难度及其重要性，这表现在
现代哲学虽然对此“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因此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从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直到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不过，在福柯看来，遗憾的是这些大哲学家们都未能成功地回答这个问题。正是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福柯本人专门写出《什么是启蒙》一文，试图加入这一诠释者的行列，作出自己的解答。
在进行这一回答的时候，福柯把关注点投向了康德的文本，因为它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原因”，这特别表现在康德在对其时代的反省中，采取了一种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方式，即并不试图在一个“整体性”的或未来结果的基础上理解其时代，而是在“寻求差异”、寻求是什么差异使得今天与昨天不同。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在福柯看来，康德之前已有的对现时代进行反省的三种形式：要么将现时代归属于现存世界的一个特定时代，它与其他时代的区别在于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内在特点，有如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要么试图在自身中对正在到来的事件所显露的预兆进行辨认，以此来把握现时代，像奥古斯丁的做法那样；要么把现时代理解为朝向新世界降临的“过渡时刻”，如同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所描绘的那样。康德与这三种思考现时代的方式不同，他是从时代的“差异”中来把握时代的差别，因此福柯认为，康德的文本“构成了一个新的问题”⑴…
423

)。
福柯具体分析了康德这一不同思考方式的体现，这就是，康德界定启蒙的方式并不是正面加以定义，而是采取一种否定性的方法，把启蒙看作是一种“出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把人们从由于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而陷于盲从的某种意志方面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康德而言，启蒙的本质在于唤醒人们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去认识，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以此来摆脱思想与意志方面的蒙昧状态。福柯并且注意到康德对理性的“私人运用”与“公共运用”的区分，前者指的是某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角色，如士兵、纳税人、教区负责人等，运用理性来追求某种特定的目的和结果；后者则指的是某人摆脱了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而纯粹作为人类的一员，亦即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为理性而理性”地思考。启蒙之所以能够发生与存在，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就是理性的这种公共与自由的运用。
从根本上说，福柯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他赞许启蒙是一个在欧洲社会发展的特定时刻中所发生的“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相连接的事业”[“
1

*
434

),是历史上发生的一组政治、经济、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包含着社会转型、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与合理化的方案，以及技术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此外，从哲学的角度看，启蒙“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
2

](
P
45

l
)，它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问题，并规定了一种相应的哲学思考方式。
福柯进而诠释启蒙的精神实质，并把康德的启蒙思想誉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他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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