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存稿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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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存稿
唐长孺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唐长孺先生（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42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1944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唐先生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唐先生早年因家学渊源，于经史子集多所研习；而在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以及大同大学求学期间，主修英俄语言文学、政治、法律、历史、地理诸科，故于当时东西方之学术文化皆有了解或掌握。唐先生初攻旧体诗词，兼习昆曲、弹词，曾在《国学丛刊》等发表《绝虑》、《晓竹》、《解连环》诸词作，并先后翻译《海桑东游录》、《元经世大典图释序》、《弗兰克林自传》及赛珍珠《大地》系列《儿子们》续编《分家》、美国传教士格雷比尔《新中国》等多种著作。同时研治宋辽金元史，自1935年至1940年前后，于《国学论衡》、《齐鲁学报》等发表《箭内亘可敦城考驳议》、《耶律大石年谱》、《周文武陵考》、《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等多篇论文。
受聘蓝田国师，特别是于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唐先生由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兼治辽金元史的同时，研究重心转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诸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于《燕京学报》、《历史研究》、《学原》、《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发表《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兴废及政治影响》、《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记》、《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清谈与清议》、《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白衣天子试释》、《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简称《论丛》）等篇章。
1955年，唐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由三联书店出版，对这一历史时期许多前人未及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富于启迪性的结论或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陈寅恪先生曾致函称赏，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论丛》之问世，可视为1949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充分占有诸种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融会贯通，将考据学与理论探讨汇为一体，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兵制、民族问题、宗教及学术文化诸论题展开深入剖析的史学名著之一，也由此奠定了唐先生在中国中古史诸领域的学术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唐先生又相继撰著出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著作。并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中华文史论丛》、《武汉大学学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及日本《东方学》、《东方学报》、《东洋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太平经与太平道》、《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
、《唐代の部曲と客》
等学术论文数十篇。特别是在其晚年目疾加重、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撰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对其长期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做出理论性概括。唐先生在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两汉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亚洲型”封建社会的论断；从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入手，论证了“魏晋封建论”之重大问题；探讨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从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门阀体制、学术文化等方面产生的诸般差异；对唐代的变化逐一剖析，对唐代“南朝化”倾向之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进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阶段性发展之特质及演变趋势等做出了新的诠释。
唐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唐书兵志笺正》一书，对旧史记载做了一系列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条分缕析，纠正了《兵志》记载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1957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60年底，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担其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出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组长。1963年，赴京主持点校“北朝四史”。前后历时十载，终告完成。这一点校本，既充分参考前人成果，又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不仅根据《册府元龟》、《通典》等增补传本《魏书·礼》、《魏书·刑》二志中之脱页、脱文，还根据同时所撰写的校勘记，广征博引，按断精审，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熔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
唐先生历来重视出土文物、文献资料。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对新兴的敦煌学多所关注。1957年4—9月，他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活动期间，于科学院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缩微胶卷，抄录大量卡片；曾向历史研究所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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