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全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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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全译
［明］王阳明　著　于民雄　注　顾久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传习录》是王阳明讲学论道的专著，由他的门生弟子辑录。阳明先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有极其特殊的成就。他的著作与学说集心学之大成，代表了朱子之后儒家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具有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同等的权威性，不仅在当时成为风靡国内大江南北的重要思潮，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仍有广泛影响。
一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九月十日生于浙江余姚，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年谱》说他是光禄大夫王览后裔，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即览之曾孙。阳明高祖王与淮精研《礼》《易》，祖父王伦亦有《竹轩稿》《江湖杂稿》刊行于世，父亲王华（公元1446—1522年），人称龙山公，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登进士第一名，历官南京吏部尚书。阳明幼年在原籍生活，据说五岁尚不能言，十一岁随父赴京师过金山寺时，却能豪迈赋诗，智慧惊人，自诩以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出语不凡。十三岁母亲在京师病逝居丧哭泣甚哀。十五岁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欲献书朝廷，请缨靖难，龙山公斥为“狂”，遂止。十七岁前往江西娶亲，临行婚礼之日，散步偶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法，通宵相坐忘归，次日凌晨方被找回。翌年携夫人诸氏归余姚，船过江西广信时，访名儒娄谅（公元1422—1491年），谈及宋儒格物之学。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深以为然，乃广读经史，泛滥辞章。二十一岁在家乡中举人，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朱子遗书读之，并在父亲官署中观竹“格物”，劳思致疾仍不得其理，遂对朱子颇有怀疑，遂改从辞章之学。
弘治五年（公元1493年）与八年（公元1496年），阳明两次会试不第，乃留心武事，读兵书，谈养生，有遁世入山之意。二十八岁中进士，观政工部，心情转趋激奋。二十九岁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三十一岁以呕血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修习道家导引之术。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旋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在京倡言身心之学，招收门人，讲学以立志成圣为宗旨。时人多目为立异好名，惟湛甘泉（公元1466—1560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这一时期的王阳明，兴趣十分广泛。湛甘泉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1)

如此豪迈的气象和丰富的精神追求，体现了王阳明早期真实生命存在的旅程。直到贵州龙场悟道后，王阳明才实现了一生的根本转折，归正于儒家圣贤之道。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武宗初政，宦官刘瑾舞弄朝政，南京科道戴铣等上疏请罢刘瑾，忤旨入狱，阳明以兵部主事一职，不顾刘瑾狡残凶狠，仗义直言，结果遭贬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三月，阳明抵达龙场。龙场在今贵阳西北四十里的修文，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蠱毒瘴疠，在在皆有，且又语言不通，在这种艰苦枯寂的环境中，他自计一切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一念尚在心中萦绕，于是筑石墎自誓说：“吾惟俟命而已！”在静静默坐中思考人生的真谛，“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2)

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也是他重新开辟精神天地的开始。
关于龙场悟道，实则是他长期艰苦求道的结果。阳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成德成圣，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在他十一岁时就有所显露
(3)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娄谅“圣人必可学至”的期许，也增强了他在现实人生中“成圣”的信心。然而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成就“圣贤境界”，却是龙场悟道前始终困惑着他的根本问题。在朱子哲学为正统的时代氛围下，他最初是按宋儒向外格物的办法，先读书积累经验知识（博见），再“诚意、正心、修身”，做“尊德性”的功夫。但这种做法给阳明带来的却是巨大的紧张和重压———经验世界的知识无穷尽，如果人作为时空中的有限存在先要穷尽经验界的知识，才有“成圣”的可能，“成圣”岂不是空话？因此，阳明面对的问题实际是：人如何才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使生命毫无障蔽地进入无限，获得“成圣”的主体自由？著名的亭前格竹故事，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以七日的精力尚不能穷格竹子的道理，又何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尽知天下事事物物？宋儒循序格物的路子不能实现外在的物理探求与内在的精神提升的统一，反而加重了“圣人情结”引起的内在焦虑。强烈的精神渴求迫使他必须另寻新的安身立命的人生之路。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也可用来说明他对辞章、道教、佛教的态度。钱德洪以“三度”概括阳明学习经历：“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是三变而至于道也。”
(4)

王阳明二十岁以后即认为辞章之学不能帮助进入“圣域”，慨叹“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
(5)

道教与佛教之所以吸引阳明，正是因为前者既有一套长生久视之道，可缓解内在生命有限带来的紧张焦虑，又有“清静”、“逍遥”等齐生死无始终的超越层面，能安顿形上之精神，而后者出离生死的智慧更是当下就能消解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冲突，在妄执尽去的超越境界中，彻入生命本有的圆融真实。但是，道、释与儒家圣人之学毕竟有根本的歧异，尤其在人生社会伦理责任的自觉承担方面。站在儒家圣学的立场上，他对道、释两家的形上超越智慧层面表示一定的理解，认为道、释“犹有自得也”，而一旦落入人伦日用的社会生活层面就不能不引起他的不满。在阳明看来，佛道两家都不免过分滞执于虚寂，违背人的本性，缺少儒家仁道生生不已的机趣，不能向外发用开出“外王学”的人类历史文化事业。
如果比较一下阳明对道、释的外在批判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宋儒格物学的批判只能是儒学内部的批判。前者尽管是建构自己心学体系的增上缘，却是圣学之外的“异学”，后者虽然屡遭怀疑，却始终是提供正面思想资源的“正学”。因此阳明出入道、释只是暂时性的精神歧出，而对宋学的怀疑与批判则要到谪居龙场后才能根本完成。尽管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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