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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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 著
中信出版社

跋
成圣又如何
刘瑜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落伍）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国藩。在读张宏杰的文章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认知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他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直译，在盒子外面思考，意即跳出思维局限，进行创造性思维）。”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但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去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准与曾国藩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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