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回忆录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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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徐铸成　（1907—1991）
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亦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和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
作者手书的《自鉴》绝句，写于1987年5月，本书完成时
1986年12月，作者在上海寓所伏案写作
1985年春节，作者在上海江宁路寓所
1957年3月，作者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1957年5月8日，赫鲁晓夫在办公室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照片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抄去，“文革”后发还。照片上徐铸成、赫鲁晓夫被红笔画×，上并有批字：“赫秃头”、“罪该万死”
1957年4月，作者访问苏联时摄于列宁格勒普希金铜像前
1981年11月，作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摄于北京友谊宾馆
编者的话
《徐铸成回忆录》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原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写于1985年3月至1987年12月，期间曾部分刊发于香港《华人》杂志和上海《人才开发》杂志，后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该书印成后，出版社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作者未予同意，遂未发行。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徐铸成回忆录》，此次修订增加了作者于1989年至1990年在原稿上做的修改和补充，并做了校正，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00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的繁体中文版，在三联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校正。
此次重版以三联版《徐铸成回忆录》为底本，并参照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版和台湾商务版，全面恢复了原书原貌，并对有关人士提出的修订意见一一做了核实和校订。谨向提出修订意见和协助修订的有关人士深表谢意。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囿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入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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