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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中国学十论
葛兆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中国学十论／葛兆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0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377-9
Ⅰ．域…　Ⅱ．葛…　Ⅲ．汉学—研究—世界　Ⅳ．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5192号
缺席的中国（代序）
最近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凡是读到与中国有关的段落，总不免多看上几眼，当然，这是因为自己关心的面向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缘故，遇到西洋、东洋人的书中有讨论中国事情的，总是格外留意。吉登斯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到中国，想来是讨论全球问题与普遍理论的西方学者视野中，已经有了“中国”的存在，尽管他们常常是带着西方人的居高临下，或者是把中国作为映射自身的“他者”（the other），不过西洋那些顶级理论中，中国总算成了他们叙述中的世界的一部分，不再是可有可无。不过，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却大吃一惊，突然让我起了一个疑问：“他们说的是中国吗？”或者真的是本书译校者王铭铭所说的，中国只是他们理论书写时的一个“想象的异邦”？
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唐时期的中国，相对来说就不存在来自外部攻击的严重威胁，那时对老百姓的控制也是相当成功的。……社会秩序被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军队同土匪、盗贼、乞丐均居于社会的低层，士绅集团居于上层，其他等级依次为农民、工匠和商人。通常并不会给予军队首领以政治职位，而且为了防止部队及其指挥者之间的联合，还对他们进行轮番调动
(1)

。
据注释，这里的依据除了张仲礼的《中国绅士》（The Chinese Gentry
）之外，有艾伯哈特的《中国史》（A History of China
）、费正清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这两位当然是权威，著作当然是名著，不过，如果翻译没有问题的话，吉登斯从这两部著作中得到的结论却是让我觉得不怎么对。首先，唐代并不是不存在外部的攻击和威胁，突厥、吐蕃、回鹘、云南轮番与唐王朝为敌，在唐王朝鼎盛的时期，尚且对四裔无可奈何，在安史大乱之后，外患更是令人忧心如焚，不要说相对处于弱势时的代、德宗时期，就是渐渐强盛的宪宗时代，也免不了异族的种种骚扰和进攻
(2)

。其次，且不说唐代的军人是否如此下贱还是值得考虑的，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差异，在唐代是否真的还像传统时代一样天经地义，这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可是，这些出自中国学家之手却又不是专门研究的中国学著作，并没有对当时社会阶层的异动有深入的考察。再次，是谁说的唐代军队首领不能得到政治职位？难道唐代历史上的藩镇都是自封的么？所谓军队的互相调动究竟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了解，还是对唐代历史图景的想象？而皇帝的军事决策权究竟有多大，那个时候，各路藩镇无视王朝的权威，竞相比赛似地向中央挑战，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拥兵自重么？如果考虑到中晚唐的情况，大多数军队恰恰不能依从皇帝的旨意随意调动，而大多数地方军队的首领，恰恰应当说都拥有很高的政治职位。
吉登斯不懂中文，虽然他来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叙述，其实是借了另一些懂中文的西洋中国学家的叙述，在西方，很多由中国学家表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支持着各种各样关于“世界”的理论，只要这些理论家希望他们的论述是关于“世界”的，他们就只好凿壁偷光式地向中国学家挪借关于中国的知识。可是，他们一不留神就出了纰漏，这应当怪谁呢？
其实，这一类情况很多。在我们的学术研究界，对于使用第二手资料的鄙夷一直是很厉害的，不过对于这些来自西洋的顶级理论家，有时候，口气就似乎软了下来，这些人心里在想，谁叫他们是洋人呢？仿佛是外国人就可以网开一面。谁叫他们是讨论全球普遍性理论的呢？似乎口气很大的人就可以不拘小节。近来对国人的批评风气渐渐弥漫，彼此针尖麦芒的，火气也颇不小，不过，碰上洋人、洋著作就采取了双重标准，仿佛洋人就可以拥有“治外法权”似的。仔细想想，信口雌黄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国人。就以被列入经典的为例，不必提曾经是争论焦点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仅仅在我的记忆中，比如有名的布留尔（L Lévy-Bruhl）《原始思维》，据说他关于原始人的思维的想法，是读了沙畹译的《史记》后才产生的，不过他的很多材料却来自格罗特（J．J．M．Groot）的《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六卷本，且不说他的西方视角与西方观念，就是对于中国事情的判断，他也不得不接受格罗特的说法，于是，对于“四”这个数字的论证中，他引述了格罗特关于中国的四方、四季、四色、四神，但是，偏偏这些中国例证可以说明的并不是四而是五，所谓的“联想关系”的根本恰恰是“五行”
(3)

，只取四而不取五，其实并不能理解中国古代人对于宇宙时空的“立场”；同样，他所相信并用来论证世界普遍性的原始祈雨风俗的一个支持例证，就是格罗特说的中国某些地区人们完全负担寺院的开支，因为他们相信寺院能够调节风雨，可是，这种说法即使有一些根据，却也不是普遍性的，根据何兹全、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人对古代中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寺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支持系统，而在二十世纪之初也就是格罗特在中国调查的时候，寺院的主要功能中，祈雨大约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说起来，格罗特的书虽然是以“中国”为名的，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以他在厦门的调查为基本依据的，特别是他的著作虽然出版于1892年至1910年，然而他不仅没有注意到这个古老的空间世界的广袤，也没有注意到更新的时间流驶的加速度，于是，听信了他的话的布留尔才会下这样一个判断：“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
(4)

，可是，正是在格罗特出版他的六卷本的时候，主流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传统以及“物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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