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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自序《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第一章 萬曆皇帝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附錄一附錄二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二○一四年九月五日版》《好讀書櫃》典藏版自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一九八一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一九五九年,我在密西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一九七四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位,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了「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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