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内古特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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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五号屠场》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　者：云彩 紫芹 曼罗
ISBN：7-80567-809-X/I・47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版　次：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5元

简介：

　　《五号屠场》是一部独特的反战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对敌无害、对友无益的患精神分裂症的主人公毕利，通过这个傻乎乎的主人公的独特感受，一方面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另一方面又抨击了盟国轰炸德累斯顿的野蛮行为，嘲笑人类发动战争是多么愚蠢。

　　《五号屠场》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累斯顿一家屠宰场里的故事。被德国俘去的一些美国军人就关押在这个屠宰场里。
　　战俘们使用的蜡烛和肥皂是用人体的脂肪制成的，杀人在这里和屠宰猪、牛、羊一样轻而易举。书中人物之一毕利在这儿看到许多被热水烫过的尸体。但作者在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残暴的同时，还着重写了美军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这次轰炸造成了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这次轰炸按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瘫痪纳粹德国的抵抗能力，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正义之举，可在作者的眼里，同样是一场野蛮行为，是再一次把德累斯顿变成了屠宰场地。作者这样描写德累斯顿被炸时和被炸后的情景：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了，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
　　《五号屠场》的叙述方法新颖独特。
　　在这本书里，作者发明了一颗５４１号大众星，书中的人物被一架飞碟绑架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从而获得了观看人类世界的新的视角。从这里可以看见地球上的人类在进行愚蠢的杀戮，作者也借这里的生物之口，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有趣的是，这个被绑架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人物毕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可以见到他感兴趣的任何时间。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看来，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接受了这种观点的毕利，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正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这种本领，所以小说的叙述便获得了极大的方便，可以随意转进到不同的时空，人物老年、幼年、新婚、少年、病中、中年的故事随意穿插，使我们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快感无穷。

冯内古特及其小说依然健在

　　　　　　　　　　　　　　　　　　（代译序）

　　在本世纪末出版与回顾６０年代走红的冯内古特及其小说，审视他９０年代最后的作品，对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时机。
　　从冯内古特的处女作《自动钢琴》（１９５２年）到他的封笔之作《时间震》（１９９７），历时四十多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直保持着他独有的艺术特色，如果用他也许喜欢的数学公式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科幻+讽喻+幽默。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生物化学，毕业后一直关注当今的科学发展，对此十分熟悉和在行，可以说与他齐名的后现代派作家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钦、约翰・霍克斯、罗伯特・库弗等人在这方面不能与他比肩。冯内古特有一度甚至被视为一般的科幻小说家而遭评论界冷落。深刻洞察世界和美国社会的冯内古特在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１９６９）发表以后，才摘掉了他极其讨厌的科幻小说家的帽子。科幻是他用来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手段，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嫉恶如仇，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讽刺，有时显得玩世不恭，有时又诙谐成趣，但他骨子里对人娄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悲观失望的情绪常常主宰了他。他生性幽默，他的幽默却常常染有阴都的色彩，这就是批评家们所称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五号屠场》里最典型，如同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样。

　　通察冯内古特一生的主要小说，如今说他是黑色幽默大师，在评论界不会有什么疑义。如果有的话，也许冯内古特本人仍不会首肯。
　　但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作家的定论往往并不取决于他（她）本人同意与否。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冯古内特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许会里全面一些。且看雷蒙德・费德曼（Rayrrmond Federman）在他的《内省小说》（Self-Reflective Fiction，１９８８）里是怎样看待冯内古特及其作品的，他说：５０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次大战美化为一场好战争，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我们会想起詹姆斯・琼斯的《从此地到永远》、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叛乱事件》以及其他许多鼓舞人心的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正被滑稽嘲弄的新小说揭去神秘的面纱而遭损。《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３）、冯内古特的《黑夜母亲》（１９６１），特别是他的《五号屠场》（１９６８）、杰兹・科辛斯基的《彩鸟》（１９６５）和约翰・巴思的《贾尔斯代人受过的小伙子》（１９６６）也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
　　
　　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似乎在寻找他们生活里和行动中正失去的连贯性。这些小说家多数对他们曾经推波助澜过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关系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正加以修正，以他们自己小说里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进行内省或反思。①费德曼把冯内古特列入６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内省小说或反思小说家群，或后现代派小说家群。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则在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Neorealist Fiction）一文里称冯内古特为新现实王义小说家，他说：像那时（６０年代）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一样，小说发现自己己露衰败的征兆，背着下滑、词语危机、能指与所指错位感的重负。有一度这似乎表明严肃文学现实主义的终结，虽然整个“后现代”阶段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超小说悖论的矛盾，其矛盾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小说和较为传统的形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巴思、冯内古特、品钦、霍克斯、库弗的超文本的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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