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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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巴别尔（代译序）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aзиль Иcкaндeр）。他是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caaк Бaбeл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科夫（Aнтoн Чexoв）和蒲宁（Ивa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Bлaдимир Maякoвcкий）、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别雷（Aндрeй Бeлы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aнoв）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Кoнaрмия》），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20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1920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acный кaвaлeриcт》）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Bacильeвич Лютoв）。1923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亏有高尔基出面保护，巴别尔才幸免于政治灾难。《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Aлeкcaндр Фaдeeв）所写的《毁灭》（《Paзгрoм》），其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骑兵军》。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38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几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别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在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孰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被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他此举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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