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寻宝之旅》---凯特·迪思顿, 佐薇·西蒙斯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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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寻宝之旅
作者:[英]凯特·迪思顿 [英]佐薇·西蒙斯
译者:吴倩
ISBN:9787521712315
引言
自大学博物馆（后来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于1860年开放以来，其所有活动都秉持科学发现、思想挑战与创新学习的核心精神。作为世界上最早专门建造的科学博物馆之一，这一独特场所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各种来源于自然界的事物，以及向公众传授相关知识。在经历约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之后，博物馆的这项使命仍在继续。从教育和研究到收藏和公众参与，这项使命是博物馆所有工作的动力源泉。
回到19世纪40年代博物馆构思之初，当时牛津大学的科学藏品主要存放在位于宽街的老阿什莫尔博物馆（现在这里已改为牛津科学史博物馆）。藏品中包括特拉德斯坎特系列藏品，其中就有闻名世界的渡渡鸟标本。还有其他近代读者和学者收集的标本，比如著名地质学家威廉·巴克兰（1784—1856）和昆虫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霍普（1797—1862）等人。他们的名字随后将多次被提到。
除了老阿什莫尔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中还有来自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和博德利图书馆的精美科学标本，以及来自其他许多大学和机构的小型藏品，这些藏品原本被存放在当时十分常见的“珍奇屋”中。那是一个新物种大发现和自然知识大发展的时代。随着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新兴的自然科学研究，再加上这些分散收藏的标本没有得到妥善保养，牛津大学开始呼吁为这些珍贵的科学藏品建造一个新的家园。新的博物馆不仅要为藏品提供恰当的存放场所，还将成为牛津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研究中心。
大学博物馆，1860年，由J. H. 勒科克斯雕刻
建造新博物馆的意愿得到了解剖学教授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的大力支持。他强烈地感觉到，牛津大学的所有学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虽然1847年提交的申请被拒绝了，但1849年牛津大学终于投票通过了建设新的博物馆的提议。1854年，牛津大学为博物馆的建设投入了4万英镑，并通过竞赛的方式确定这个新的科学殿堂的建筑设计。当时共收到了32份建筑设计稿，最终的获胜者是年轻的爱尔兰建筑师本杰明·伍德沃德。他根据比利时中世纪的布料厅立面进行了设计。受到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设计理念的强烈影响，装饰特征成为这一设计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昂贵的部分。
在科学的学科发展史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是在牛津，更是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新的学科不断建立，大学中的科学藏品也不断增加。当博物馆于1860年正式开放时，它已经涵盖了牛津大学当时所有的理科类别：天文学、几何学、实验哲学、矿物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等。这些科目的名称至今仍书写在低层展馆的办公室门上，虽然现在这里已经是运营、公众参与、信息技术和主管等许多现代博物馆职能部门所在。很难相信，世界上一些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自然科学领域竟始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房间，但博物馆确实迅速地成为牛津大学的科学中心。
19世纪50年代，博物馆建造中
1893年，博物馆创始人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和约翰·罗斯金（萨拉·安杰利娜·阿克兰摄）
没过多久，这座小小的建筑就已经装不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了。新兴的科学院系不断地搬出博物馆，搬入环绕着快速发展的科学园区特别修建的学科大楼里。但众多藏品仍留在博物馆，维持了博物馆与新兴科学院系之间的联系。
虽然众多自然科学院系不再以博物馆为家，但博物馆仍然是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中心。在研究领域，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大学的博物馆正是能够以趣味与意义并存的方式传播科学的独特场所。虽然这在科学领域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但博物馆已经拥有了讨论甚至争辩前沿科学的长期历史。博物馆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发生在其正式开放的同一时期。
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博物馆举办了年会，查尔斯·达尔文当时新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无疑是大家想要讨论的焦点话题。虽然无人记录讨论的具体经过，但世上从此留下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与号称“达尔文的斗牛犬”的伦敦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之间激烈交锋的传说。这场被后世称为“大辩论”的争辩标志着从宗教统治的思想向科学认识自然界的转变。进化论曾是最受争议的理论之一，而这次辩论也开创了博物馆传播新兴科学思想的先例。
一些著名收藏家的名字将在本书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威廉·巴克兰、玛丽·安宁（1799—1847）、威廉·约翰·伯切尔（1781—1863）、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1805—1893）和弗雷德里克·威廉·霍普。他们和许多其他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亲自收集了大量的标本，还为标本藏品汇集和在不同的研究人员之间交流，以及分散到英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机构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好坏，他们的遗产都帮助我们塑造了对自然和环境的看法。我们对物质文化的认识与他们的性格密不可分，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影响力。然而还有一些人，比如摄影师和双翅目昆虫学家埃塞尔·凯瑟琳·皮尔斯，虽然他们的故事可能已经散佚在历史中，但他们同样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只要有可能，这些都会被从各种档案和标本中挑选出来，用于揭示藏品背后隐秘的美景与奇迹。
今天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内部
能够从博物馆及其藏品中受益的可不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作家和艺术家也为这些精妙的标本痴迷。渡渡鸟尤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启迪了从贾斯珀·福德到刘易斯·卡罗尔等许多新老作家。凯瑟琳·蔡尔德、珍妮弗·马西森等许多当地的艺术家和前驻校诗人凯莉·斯温等，仍在不断据此创作和展出新的插画及其他艺术品。有一首《渡渡鸟加伏特舞》改编自刘易斯·卡罗尔的《龙虾四对舞》，是专门为本书创作的，目的就是颂扬通过接触博物馆及其藏品而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激发出的多彩的创造力。
今天，虽然博物馆所秉持的精神从未改变，但许多其他方面已经有所不同了。藏品的保管方式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工作人员在标本存放的过程中使用了许多现代材料，也对环境状况进行了监测，以确保标本能够完好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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