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工的值班室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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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灯塔工的值班室
作者：[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译者：赵飒
ISBN：978750869953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选择古希腊，就等于退出主流
那些启发过我的人
我把时间花在突破限制上
我应该看到事物的两面，并保持中立
站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边界上
如今，我们再也不知如何将过去、当下和未来联系到一起
历史学家是时间的监视者
致谢
引文书目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研究文选
序言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趁圣诞假期去韦桑岛（île d’Ouessant）上住过几次。那里有一个面朝朗波勒湾（baie de Lampaul）的小旅馆，名叫“安娜公爵夫人”。从我住的房间可以看到拉于芒（la Jument）的灯塔，塔上的红灯每十五秒闪烁一次，为福隆维尔（Fromveur）航道提供航标。想到岛上去的话，先要乘夜间的火车到达布雷斯特（Brest），步行至商业港口，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登上每天停靠勒孔凯（Le Conquet）、莫莱讷岛（île de Molène）和韦桑的“埃内兹·厄萨（Enez Eussa）号”客轮。船驶离泊位时，灯塔的灯会灭掉。太阳有时在一片氤氲中升起，有时则闪耀着冬日的冷光，锐气逼人。在这个房间里，我保护着自己的孤独，写新小说风格的作品，或者说写着玩，也时常对灯塔工这个职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向往。我以前听说索邦大学有个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当了灯塔工，并被分配到坐落于塞恩路上岩石群边的阿尔芒（Armen）灯塔，离这儿不算太远。他就是让-皮埃尔·亚伯拉罕（Jean-Pierre Abraham）。196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阿尔芒》（Armen）的书，与其说这是一部灯塔生活编年史，不如说是一位作家关于光与影的沉思录，这位作家所追寻的是那些“在人们的目光中熠熠生辉”的词语。
要知道，在灯塔里，探照灯的正下方有一个小房间，叫作值班室。值班的灯塔工在完成日常检查工作后，就在那里面值班，时刻注意让灯光保持“明亮”。在这个没有门窗的圆形空间里，有一张操作台，一把扶手椅，一部在固定休息时间里用来消遣的收音机，几本著作，以及一本值班日志。每过一刻钟，他就要在这本证明性的册子上记下观察到的一切有用信息：天气、海面状况、雾气状况、其他灯光装置的可见度、船只经过的情况、储备情况、养护工作、意外、事故、灯塔工介入处理的情况，等等。总之，在这个房间里，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在那里，夜复一夜，知识逐渐累积，朴实简练的笔触下也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灯塔的学问，灯塔工关于外部世界的学问，还有关于灯塔本身的学问（灯塔工的值班日志）。
在具有一定规模的舰船上，也有一个值班室或者海图室，位于舰桥后方，里面有海图桌、成套的海图以及所有与航行有关的文件和须知。航线的选择和航向的改变都是在那里决定的；也是在那里，通过罗经或者六分仪得出的观测结果会成为地图上舰船的方位；还是在那里，由值班的军官来填写航海日志。那里同样出现了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的悖论。人们会把从舰桥上看到的东西在海图桌上进行分辨，得到一个名字和一些信息后，海图桌上便会显示出接下来将在舰桥上看到的东西。情况通常如此，但也不一定。
我既没有成为灯塔工，也没有成为水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名历史学者。我曾经参观过海上的灯塔，也登上过几艘货轮。最终我明白了，我的书房、图书馆的书架、材料和各种笔记，就是我的值班室。这也是我想给这部访谈录起的名字。同样，在书房的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东西进行着交流。那里有我们想看到的、以为自己看到的，以及努力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通常还有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被我们遗忘的东西。
海上灯塔已经全部实现自动化了，灯塔工不复存在，值班室也被搁置。远洋航行在GPS定位系统的普及和各种软件的使用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们随时都能获取航船的精确位置，知道船在哪里以及周边还有哪些航船（它们的名字、武器装备情况，等等）。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差距已今非昔比，视野的确定也不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舰桥和值班室之间的频繁互动——那些构成海上值班日常工作的互动：喜悦，还有间或出现的焦虑。
至于我自己，我还流连在我的值班室里，继续值我的班——哪怕再值上一阵子也好。
F. H
选择古希腊，就等于退出主流
您目前如何看待自己这份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您是如何“值班”的呢？
谈到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就是尝试理解世界的那些人的工作，而不是特指历史学家的工作时，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三种形象。第一个形象是船长。我把理论学家比作船长，他决定目的地、调整航向、规划航线；海图室是他的地盘。所有伟大的思想发现者或冒险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个类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大概就是黑格尔了，他是船长中的船长。再往早说，那就要数柏拉图了。
如果举两个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例子，其中之一当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不是1935年以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身份在巴西高原上开始接触人种学的那个他，而是在邂逅语言学后成为结构主义理论学家，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深入那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冒险的那个他。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文献学家而非哲学家的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这位“航海家”孤身一人投入到他所说的“超历史”当中，在被印欧语系浸没的巨大暗礁群里摸索前行；一系列语言从印欧语系发展出来，它们的使用者曾将这一语系视为“思想的宝库与载体”。在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过程中，杜梅齐尔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并将之命名为“三元体系”：王者功能、战士功能和生产者功能。这份名单上远不止这两个名字。
20世纪60年代末，过度理论化的风潮突然转向，成了对理论的全盘否定。很多人把理论从船上扔了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马克思理论。人们陷入了湍流、潮涌和环流之中，放弃了策略和方法——所谓方法，毕竟只是地图上标出的路线而已。良机（kairos）这一概念——即刹那的飞跃——受到追捧，诡辩派也死灰复燃，压倒了逻辑派。一种新的知识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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