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玄·物哀·寂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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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學基礎概念的提煉與闡發—— 大西克禮《幽玄》《物哀》《寂》「三部作」及其前後（譯本序）
王向遠
一
「美學」作為一個從歐洲引進的新學科，早在明治初期就由西周等介紹引進，但從那時一直到大正時代，日本基本上只是在祖述歐洲美學，日本的美學家基本都是德國美學的翻譯介紹者。因此可以說，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的半個多世紀中，作為學術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日本固然是有「美學」的，但卻沒有「日本美學」，因為他們還沒有把日本人自身的審美體驗、審美意識及其相關文藝作品作為美學研究的對象。
由「美學」向「日本美學」的發展和演進，是需要基礎和條件的，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自覺」。明治維新之前的千年間，日本歷史上精神文化、學術思想方面大都依賴於中國資源，明治維新之後則主要依賴歐美。不過，至少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江戶時代，日本思想文化的獨立意識也慢慢抬頭了。江戶時代興起了一股以本居宣長等人為代表旨在抗衡「漢學」的「國學」思潮，本居宣長為了證明「日本之道」不同於中國的「道」，通過分析和歌與《源氏物語》，提出了「物哀」的觀念，「物哀」論以主情主義反對中國儒家的道德主義、以唯美主義來抗衡中國式的唯善主義，極大地啟發了近代日本文學理論家、美學家的思路。例如，為近代日本小說奠定了理論基礎的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就大段地引述本居宣長的「物哀論」，並以此作為其理論支撐點之一。此後，「物哀」也就成為第一個眾所公認的標識日本文學獨特性的關鍵概念。
但是，像日本這樣一個一直處在「文明周邊」位置、受外來文化影響甚大的國家，要在傳統精神文化中發現獨特之處，在思想文化上全面確認獨立性，較之在軍事上、政治經濟上取得自信力要困難得多，這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探索過程。從學術思想史上看，近現代日本人在這方面走過了一個由表及裡、由外到內、由物質文化向一般精神文化、由一般精神文化向審美文化的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
1894年，志賀重昂（1862—1927）出版了題為《日本風景論》的小冊子，首次論述日本列島地理上的優越性，說日本的地理風景之美、地理的優越遠在歐美和中國之上。第一次試圖從地理、風土的角度確認國民的優越性，打消日本人一直以來存在的身處「島國」的自卑感。這種日本地理風土的優越感的論述，很快發展為以「日本人」本身為對象的學術性闡發。1899年，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美國出版了用英文撰寫的《武士道》，懷著一種文化自信向西方人推介日本人引以為豪的「武士道」，並且引發了一系列關於日本人、日本國民性的文章與著作的大量湧現，其中正面弘揚的多，負面反省的也有，但無論是弘揚性的還是批判反省的著作，都在強調「日本人」不同於世界其他民族的「獨特性」。不久，這種獨特性的闡發和研究上升到了最高層次，即審美文化的層次，1906年，美術史家岡倉天心用英文撰寫了《茶之書》，向西方世界展示了日本人及其茶道的獨特的美，特別是指出了茶道所推崇的「不對稱」和「不完美」之美及其與西方審美趣味的不同。
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日本學術界逐漸開始將日本審美文化、審美意識自身作為研究對象。1923年，和辻哲郎（1889—1960）發表了《關於「物哀」》，對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做了評述。這或許是現代第一篇將「物哀」這個關鍵概念作為研究課題的論文。和辻哲郎肯定了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指出本居宣長的立論依據是「人情主義」的，並從人情主義的角度對平安時代的「精神風土」做了分析。他認為，平安朝是一個「意志力不足的時代，其原因大概在於持續數世紀的貴族的平靜生活、眼界的狹小、精神的鬆弛、享樂的過度、新鮮刺激的缺乏。從當時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出，緊張、堅強、壯烈的意志力，他們完全不欣賞；而對意志力薄弱而引起的一切醜惡又缺乏正確評價的能力，毋寧說他們是把堅強的意志力視為醜惡」。他進一步將平安時代的「物哀」的精神特性總結為：「帶著一種永久思戀色彩的官能享樂主義、浸泡在淚水中的唯美主義、時刻背負著『世界苦』意識的快樂主義；或者又可以表述為：被官能享樂主義所束縛的心靈的永遠渴求、唯美主義籠罩下的眼淚、塗上快樂主義色彩的『世界苦』意識。」由此可見，和辻哲郎的《關於「物哀」》實際上是對平安朝貴族社會的一種「精神分析」，他的基本立場不是美學的，而是文化人類學的，由此他對平安時代的「物哀」文化做出了明確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對「男性氣質的缺乏」的不健全的文化狀態明確表示了自己的「不滿」。這與後來的大西克禮以「體驗」的方式闡釋「物哀」美學，盡量避免做出非審美的價值判斷，其立足點與結論是有所不同的。
接著，作家、評論家佐籐春夫（1892—1964）發表了題為《「風流」論》的長文，將「風流」這一概念作為論題。他認為古人所說的「風流」在今天我們身邊的日本人身上仍能發現，仍具有活力和表現力，這在西洋文藝中是看不到的。「風流」就是「散漫的、詩性的、耽美的生活」，「是對世俗的無言的挑戰」，認為「風流」中包含著傳統的「物哀」（もののあはれ）、「寂枝折」（さびしをり）乃至「無常感」的成分。現在看來，這篇隨筆風的文章在理論論述上並不深刻，但作者以「風流」這一關鍵詞為研究對象，並將「物哀」「寂」等日本獨特的審美關鍵詞統攝在「風流」這個漢語概念中，這在思路方法上對後來者是有所影響的，此後陸續出現了栗山理一的《「風流」論》、鈴木修次的《「風流」考》等文章。
和佐籐春夫交往甚密、同屬於當時唯美主義文學陣營的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在1933年至1934年間陸續發表了系列隨筆《陰翳禮讚》。谷崎潤一郎將日本人，特別是近世以降的日本人對幽暗、曖昧、模糊、神秘之趣味的審美追求與偏好，以「陰翳」一詞概括之。「陰翳」這個詞並不像「物哀」「風流」那樣曾被廣泛使用，而是谷崎潤一郎的獨特用法，在含義上應該相當於傳統歌論、能樂論中的「幽玄」，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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