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百年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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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沧海一粟”
第一章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容闳的独特意义
第二章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变
第三章 为传统与现代接榫——蔡元培思想透视
第四章 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当代“国学热”
第五章 价值重建与政治困境——以丁文江为中心
第六章 在学问与政治之间——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
第七章 被遗忘许久的思想资源——燕树棠思想浅析
第八章 “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陈翰笙为中心
第九章 现代知识分子闻一多的历史命运
第十章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申府
第十一章 瞿秋白的身后命运
第十二章 “老报人”与“杂文家”冯英子的个人史
注释

导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沧海一粟”
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理论数不胜数，各有道理，因此也使人“无所适从”。出于历史学的“职业习惯”，我更愿意从“起源”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分子，而不是从概念出发首先为其“定义”。
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一批从西欧留学回去的留学生，不满意沙皇俄国的状况，引入一些新思想，形成了批判沙俄政治、社会体制的文化人群体，这些文化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另一种说法是1898年初，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受迫害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上尉申冤。这封信发表时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经常指陈时弊的文化人遂被称为“知识分子”。
无论最先出现在俄国抑或法国，共同之处是“知识分子”都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渐渐形成社会中一个独特的阶层。因此，从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识人。本书“知识分子”即取此义。
一
在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中国现代历史（Modern History）的产物。中国传统中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庶几近之，因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有着内在关联。对此，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早在二十余年前就作了精湛研究。而余先生近年研究更强调，“士”在中国史上虽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但这个传统也有变异或断裂的一面。余先生认为，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长达两千多年，“士”在每一时期的变异也就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他对宋、明之“士”作了细致研究，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士风’竟截然相异”，他感叹道：“这个‘变异’或‘断裂’还不够使人惊异吗？”当然，他承认：“这里所谓‘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在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
宋明两朝“士”的变异与断裂是传统内部的变与裂，但其变、裂程度已使人“惊异”，那么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代中国所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的变、裂程度或会使人更为“惊异”，因为二者已有本质不同。当然，这种“焕然一新”并非全无旧色，而是仍保留许多传统特色。如果说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士”是在传统中裂变，那么由“士”而跃变为“知识分子”，则是“裂变”、“质变”中承继着某些传统。
正是在这真正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与传统的“士”几无关系的容闳能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便是这种裂变、质变的深刻象征。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紧邻澳门的一户贫困农家，在华夏文化版图中，此地长期处于“边陲”，被视为荒蛮之地。他从小就在澳门入读于为传统士大夫所不耻甚至不知的教会学校，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赴美求学，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在大学未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854年离美回国后，他就为此目标终生奋斗。
为了实现理想，容闳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总是迅速被另一个时代、另一个阶段取代。前一个阶段的推动者、参与者，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反对者。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自身利益或思想观念的原因，多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这种超越性源于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与自己的理想更为接近，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确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的必然。作为个人，容闳与“士”毫无关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是由传统的“士”脱胎而来，因此与“士”有着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冯桂棻、王韬、薛福成等人开始，传统的“士”在一点点变化，而戊戌维新，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质变，作为群体、阶层出现的标志。
其一，此时他们的“国家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接受了现代契约论国家观。梁启超此时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新的国家观念。他说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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