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v1_0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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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通释
[美]余英时 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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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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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董桥
傅青主的《霜红龛集》70年代我在英国学院图书馆里粗粗翻读过。编校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是80年代了，想再看看找遍书肆找不到。今年中秋家乡来的亲戚说泉州家里还存着一函旧线装本，回去找出来邮寄给我。亲感这趟带了傅青主一幅字给我欣赏，说是香港一个朋友隔海成交托他拿过来。条幅不大，写一首诗，有点破损，字迹墨色倒很焕发，补一补装个镜框一定漂亮。傅青主是傅山，明清思想家，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侍母至孝，康熙年间授中书舍人，托病托老辞归。他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兼工诗文书画金石，也精医学，自命异端，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开辟清代子学新路，骂宋人明人注经“只在注脚中讨分晓”，讥笑他们是钻故纸的蠹鱼。
我迷余先生写的陈寅恪迷了二十多年，屡读不厌，霜红龛那首五绝至今不忘：“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陈寅格“感题其后”的七绝也记得：“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两诗遥遥呼应，吞声泣血，发人悲思，苦了余先生还忍痛索隐，点出傅山此诗《望海》之题望的是郑延平在台湾延续的朱明政权，陈寅格反复沉吟，心绪缥缈，竟和傅青主“同入兴亡烦恼梦”。文章付排期间，余先生来信告诉我说“一灯续日月”的“日月”固然是“明”朝的代号，字面上说，日与月与灯却又是佛家故典。宋代永亨《搜采异闻录》中有一则故事说：“王荆公在经义局，因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吕惠卿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也。’公大首肯。”余先生判定傅青主的诗句必是驱使此一故实，万一清廷找他麻烦，“他是有辞可透的”。中国隐语诗字面字里各写一义，各有根据，陈寅格晚年诗文都含这样的显隐两义，经余先生探赜索解，处处拨云见月，害我神魂颠倒，误了霜红龛的红叶不忍再冷落寒柳堂的语燕，一边细读一边从余先生的书中讨分晓。
我和余先生交往几十年，高兴他的学问人品给了我无穷的启迪，遗憾此生无缘当上他的弟子。十来岁的差距果然是十来年的云泥，我这一代人旧籍涉猎太浅，西学也难博通，远离校门以来尽管不敢一日不读书，成绩毕竟卑微得可笑，追求余先生那样又博又约的大学问已然是奢望，每次得余先生和余太太的奖饬之语，真的很想钻进地洞里躲一躲。余先生常说他的学问既难望昔贤项背于万一，就算“近世大儒如业师钱宾四以及王国维、陈寅恪诸公亦望尘莫及”，“此非谦语，乃实话也”。然则我钻地洞之想也非谦语，更非实话，乃痛辞也！高下这样分明，我和余先生有缘做朋友，靠的也许竟是彼此都抱着“旧文化人”的襟怀：他是身怀新学的旧文化人，我是心怀旧情的假旧派人。
余先生为白谦慎新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写了一篇长序《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他说承命写序，他既兴奋又惶悚：“兴奋，因为这无疑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件大事；惶悚，因为我实在不配写序。”余英时说“不配”，那是很重的两个字，望之不禁惶悚。偏巧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托我去信恳请余先生让他们出书，余先生选了十二篇文章编成一本新文集应命，还传真嘱我写序，惶悚之余，我连一丝兴奋之情都没有：我真的不配。余先生说他对中国诗书画三种艺术的爱重虽然不在人后，却从来没有下过切实的功夫：“偶然写诗，但属于胡钉铰派；偶然弄墨，则只能称之为涂鸦。从专业观点说，我绝对没有为本书写序的资格。”借用余先生这番话以自量，我对文史哲的爱重虽然不在人后，却也从来没有下过切实的功夫：天天读书只为满足贪慕虚荣之心，工余写作只为排遣乱世无聊之情；余先生一生讲究专业精神，名山事业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字无着落，我绝对没有为他的书写序的资格。叨在至交，余先生一定愿意免我脸红。
吴雨僧吴安和陈寅恪也是至交，陈先生信任他，他也处处关心陈先生，很为老友写的一些隐语诗担忧，生怕让人看穿诗中隐语惹祸，《吴安日记》1959年7月29日于是留下这样一笔：“钱诗如不引注原句，则读者将谓此句为妄谈政治。”“钱诗”指陈寅格“天上素城原有党”一句所附的原注：“钱受之中秋夕翫月诗云：天上素城亦有党。”读了余英时论陈寅恪提到了吴宓，我才发愤零星读了吴雨僧的著作和日记，越读越喜爱，掩卷一想，不禁暗自赞叹余先生看书看得真细心，这道功夫今后我要多练。吴雨僧一定是个很有趣的学问家，沈从文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给陈小滢的信说，教师中最出色的应数吴宓，说他生平最崇拜贾宝玉，到处演讲《红楼梦》，听众满座；还说学校隔壁有个饭馆叫“潇湘馆”，吴宓看了生气，以为侮辱了林黛玉，当真提出抗议，馆子中人尊重这位教授，饭馆弃掉“馆”字改名“潇湘”。陈小滢是陈西滢、凌叔华的独生女儿，我旅英时期认识，很豪迈，也很会说话。沈从文这封信又长又妙。
余先生当然比吴雨僧博大得多，早年用功读章炳麟、梁启超、胡适之、冯友兰的著作，兴趣都在先秦诸子；1950年入钱穆先生门墙问学，启发更见深远，写过好几篇亮堂的论文，80年代我在中文大学图书馆找出一些拜读了。客居美国著名学府数十年，余英时的研究视野泱然笼罩上层传统经典和下层民间思想，致力剖析中国思想史的连贯观景和断裂痕迹，抱守华夏旧学根基不说，他始终不忘借鉴西方历代各家的治学历程与方向，乾坤从此浩荡，笔底从此澎湃，指顾之间，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汉晋、唐宋、明清四大转型的长卷焕然掀开，不仅惊醒海峡两岸学术殿堂的寂寂长廊，连美国国会图书馆都授给他最高贵的学人桂冠。
80年代中英两国频频谈判香港前途之际，余先生来信比较频密，商议文稿事情之余，常常要我告诉他香港的状况，说他寄居香港多年，心情如佛经中鹦鹉以羽濡水救陀山大火，明知不济，但“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那时候香港报刊论政文字热闹，有些很有名望的学人忘了自重，喜欢摆出向中共上条陈之姿态写文章，许多朋友劝我邀请余先生写些暮鼓晨钟之作，余先生似乎只肯应酬一两篇，有一封来信干脆引用清初黄宗羲诗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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