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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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引言
 
一个时期以来，一场“通鉴热”在图书出版发行界方兴未艾，不断升温！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标点本、影印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然而，大家似乎都不应该地遗忘了一部通鉴学巨著——《读通鉴论》。这是一部与《资治通鉴》配套的导读、必读的史论杰作，其作者即明末清初一代哲人、一代儒宗、一代启蒙思想家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故世称船山先生。其祖上“世以军功显”，自高祖王宁以下改武习文，曾祖王雍“以文名著南楚”，官至江西南城教谕；祖父王惟敬因“不事家人生产”，家道中衰；到他父亲王朝聘时，家境已是“薄田仅给膻粥”，生活比较困难。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延聘，兄长王介之、王参之，皆学识广博，形成了朴实儒雅的家学风范，对王夫之的生平、学识和思想都有积极的影响。
王夫之所处的17世纪，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则处于明清易代的“天崩地解”、“神州荡覆，海内陆沉”的历史关头，这样的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王夫之一生的曲折和坎坷，也造就了一代哲人、一代宗师。
王夫之从幼年就奉父命跟从兄长王介之读书，4岁启蒙，7岁已读完《十三经》，10岁学“经义”，14岁中秀才，入衡阳州学，16岁从叔父学诗，参加衡州府岁试，名列第一。18岁，两应乡试，均未中，19岁，从叔父读史，同年娶衡阳陶万梧之女为妻。20岁时，赴岳麓书院读书，组织行社、匡社，参加“须盟”诗会，24岁中举，次年入京会试，由于交通被起义军切断，辗转返回，其“进士梦”破灭了。
明亡后，王夫之写下了《悲愤诗》一百韵，隐居南岳“续梦庵”，经过了两年研读著述的生活。1646年，鉴于农民军联明抗清，形势变化，他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总督监军章旷，“指画兵食”，未被采纳。后又在家乡衡阳组织力量，举兵抗清，战败后南下，活动于桂林、肇庆之间，就任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在吴、楚两党的争斗中，他仗义直言，几于不免。后以母病返乡，誓不剃发，流亡湖南各地，躲避清兵的缉捕，开始精研《易经》，著述群书。康熙八年（1669年），时年51岁，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作为座右铭。康熙十四年（1675年），开始定居于石船山麓的“湘西草堂”，在这里度过了他晚年的7个春秋，终年74岁。
王夫之“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希张横渠（张载）之正学”，—生著述极为丰富，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方面面，因为特殊的环境，他的著作在生前未得刻印，后来又多散佚，许多诗词稿被禁毁，留下来的著作达100多种，400余卷，800余万字，其卷帙之浩繁，堪称前无古人，后收集在《船山遗书》中，主要有：
《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家说》、《春秋稗疏》、《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考异》、《说文广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楚辞通释》、《相宗络索》、《噩梦》、《黄书》、《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识小录》、《龙源夜话》、《姜斋文集》、《姜斋五十自定稿》、《姜斋六十自定稿》、《姜斋七十自定稿》、《姜斋诗分体稿》《姜斋诗编年稿》、《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姜斋诗话》、《诗译》、《南窗漫记》、《愚鼓词》、《潇湘怨词》等。
这位哲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畅游学海，“赍志不隳，用力不懈”，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博大胸怀，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伟气魄，以“伸斧钺于定论”的历史总结精神，“推故而别致其新”，以精深独到的睿智，精研易理，遍通群经，改铸老庄，批判佛学，扬弃程朱，反对陆王，批判地总结和发展了中华先哲的思想精华，建立了自己的朴素唯物辨证法理论体系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超越前哲，启迪后人，被誉为“华夏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奠基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船山遗书应时刊布，流播日广，船山思想乃被广泛重视，或挹其精华，或取其糟粕。曾国藩誉之为“本朱子而黜异说”（《船山遗书•序》）的“一代儒宗”；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对王夫之敬仰至极，称赞他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章太炎甚至认为“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
在王夫之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真正能够代表其进化的历史观、“通天人之故，备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论巨著要首推《读通鉴论》。这部千古不朽的名著是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它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褒贬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大道。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3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85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
王夫之的史论是建立在以史为镜、经世致用的基础上的。正如他在该书卷六中所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之师也”。在“卷末”权论四中解释《资治通鉴》这一书名的含义时又明确指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奸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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