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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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移去国际了解的魔障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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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引发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亦即所谓东方与西方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对?学历史的人本来就逃不开这一问题的纠缠,只是近几年来西方霸权的专横表现于中东的冲突,“东方”继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之后中国与印度的急剧发展,无时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开!
不同文化认知 有蔽有偏
奥氏显然也是根据他研究汉学的经验,不得不在此时再度思考欧洲人士对于东方的认知及其演变历程。他将欧洲与“亚洲”作为对立的双方,其主要论述是欧洲建构“自己”时,实系以所谓“亚洲”为其对比的“他者”。于是,“欧洲”是一个囫囵的观念,“亚洲”也是一个囫囵的观念。奥氏此书讨论的时段是18世纪。不过他特别说明,他所关注的时代是1680~1830年间那首尾均有延伸的18世纪。在那一百多年内,欧亚内部均有重大的变化,而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理解,也前恭后倨,从近于盲目的崇拜,逐步发展为“彼可轻易取之”的蔑视。果然,接下去,即是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巧取豪夺,最终实质上奴役东方,至今又已是一个世纪了。
奥氏此书是今日后现代的解析,寻找欧洲人不同世代对于东方世界不同的认识,指陈历史上欧洲人收集的东方知识,其性质各有特色,而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独特视角。其实,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认知,无时无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奥氏书名是有关亚洲的去魔化,实则,今天是21世纪了,欧美文化系统的人士对于世界人类的其他部分,又何尝不是还在此时自设的迷雾之中?解迷去魔,谈何容易?奥氏陈述18世纪欧洲对于亚洲的解谜,又何尝不可解读为我们这一时代依旧还需不断解谜破魅?
中国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欧美文化系统人士,对于“东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亚洲”为“东方”,笼统地将其当作自己的“他者”,建构了一个自己为中心的虚幻世界。这一心障与智障,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又何尝不存在?
中国文化在史前时期多元共存,到了春秋还是南北东西各有异同。秦灭六国,政治上统一;汉重儒家,思想也定于一尊。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在东亚的龙头地位,四邻不能挑战,也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免自负;用今日的名词,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遂成为附身的魔咒,历久不能自拔!两千年来中国难得以平等观念处理涉外事务,不是自大,即是屈服。由于这一重魔障,中国在大洋航运开拓以后,即使民间力量已经参与国际海上活动,文化精英及政府官僚却懵然不知世界已经开始的巨变。自此以后,西潮东来,而中国呢?先则有乾隆对于英国使团的自大,继而有鸦片战争的昏聩慌乱,之后则是义和团代表的愚昧荒唐。最后,中国又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由自大而自卑,“崇洋媚外”之风,从清末延续至今。
西方开始正视东西差异
不仅中国,日本又何尝没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西方文化的优等生,从里到外一切模仿欧美,以致比西方帝国主义更为帝国主义,成为东方世界的祸害。
回头看看日本的维新、中国的洋务甚至五四运动,东方对于西方文化,只是照单全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究只是未落实的口号。明治与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认真省视西方文化演变的线索,于是在输入西方文化时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终欠缺深度阐释与由此而进行的熔铸。
现在,正如奥斯特哈默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了。已故的萨义德曾提出“东方主义”一词,陈述“东方”实由“西方”的立场界定。自萨氏以来,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滨这广大的“东方”地区,学术界与文化界还是很沉默,至今未见从省察自己与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几真切地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消弭误解 化解东西冲突
毕竟,全球性的经济正在成形,在21世纪“西方”与“东方”必然会合。吉卜林“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交集”的诗句,终将被证明为错误的自负。我们不愿看到目前两河流域与波斯湾-红海地区的灾难扩及世界别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误解及由此发生的冲突,再加上石油能源惹起的贪念,都导致今日全世界恐怖活动与暴力侵略的灾难。我们若不早做努力从根本上消弭“西方”与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间彼此的误解,则亨廷顿文化大冲突的预言,也将会不幸而言中。
这一深刻省察自己与“他者”之间认知差异的工作,当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志业。西方已有人着手了,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该开始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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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
新世界与老亚洲
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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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大航海浪潮是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大航海的冒险探索才让原本各自独立发展,仅有零星、偶然交会的文明,彼此认识、彼此冲击,才诞生了一个以全地球为领域的“世界”新概念。
大航海时代真正惊人处,不是其冒险探索所发现的,而是远赴海洋冒险这个意念冲动。人的肉体存在,从来不是为海洋生活所设计的。航海技术上的突破,不足以改变一个事实:长程远航极其折磨人,而且时时处处布满了死亡陷阱。离开熟悉、温暖的土地家园,挤进脏臭狭窄的船舱,朝根本不知道的所在航去,有道理吗?奇怪的是,15、16世纪,欧洲许多人竟然视之为生命最大的意义所在!
大航海时代之所以可能,依赖于当时欧洲人对陌生事物的好奇。从未到过的地方,从未看过的景色,从未想象过的动植物,比安稳的土地,对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才使得他们前仆后继,愿意为未知赌上一切。
可以这样说:大航海必须以欧洲自身知识系统的动摇为前提。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生活所需的一切答案,当然就不会对陌生事物好奇,甚至不会假想假设陌生事物的存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出发航向完全未明的水域?
中国就是长期笼罩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因而不可能与海洋、海洋的另一端发生什么关系。中国自给自足的知识关怀中,容不下“彼岸”的想象。看不见的东西不属于这个知识系统,也就不需、不能思考,当然也就不可能好奇、想望。
从16世纪起,大航海陆续带回来的海洋“彼岸”的信息,进一步动摇乃至改造了西方知识。原本出于冒险、传教与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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