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评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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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发刊词
《唐宋历史评论》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以唐宋史研究为主的专业学术辑刊。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分别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唐宋历史评论》的创办，正是这种唐宋史研究新思路的践行与推动。
本刊以“评论”名者，取其泛义，史事与史学并重，以关于唐宋历史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议为特色。专题重在问题导向与学术新路径之探索，无论新议题、新方法、新材料、新视角，还是旧题新作、旧说新解，举凡其说可观，具有引领性者，都在关心之列。评议重在陈说的批判与创见的发现，无论关于单篇论著，还是关于议题领域，举凡理路清晰，评说中肯者，均当引为同道。在专题与评议两个方面，均以学术史梳理为基本导向，以之作为学术创新的出发点。至于刊发文章的形式，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不拘一格。长短篇幅，视议题需要，不求一律。
《唐宋历史评论》既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领域同人之学术园地，亦冀海内外同道之关心赐稿。新刊甫发，或有不足，编务诸君之竭诚努力，则可期待。我们有信心将《唐宋历史评论》办成海内外唐宋史研究同道的精神家园。
2014年12月
目录
·笔谈·
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
分化与重组：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单元
关于唐宋之间的那道墙
继承与发展：唐宋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会通考察
·专论·
废太子勇与圆形墓
唐代石灯名义考
契约选择与效率分析：唐宋租佃关系新探
封驳制度与北宋中前期政治
·文献·
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
张说作品在《全唐诗》《全唐文》系统中的辑佚研究
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
·述论·
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
理论、文本与现场——宋代乡村研究省思
·书评·
Tackett，Nicolas，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中国中世贵族的解体
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
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
·笔谈·
为什么是“唐宋”？
编者按语：
《唐宋历史评论》专取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唐宋两朝的历史，展开集聚性讨论，自当有说。除了编集者对于共同学术领域的爱好外，更出于同仁们对于中国从公元7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一段历史重要性的理解，以为有必要将这两个王朝视作一体，凸显出来，使之形成一个核心的研究领域，以此来带动与深化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观察。因此，本刊特推出一组笔谈，对“为什么是‘唐宋’”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既申说己见，更期待读者诸君的批评。
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
包伟民
一
以唐与宋两个王朝历史时期为标志，并非意味着本刊关注的学术领域限于两个叠加的断代史研究领域。
当然，跳出王朝体系分析框架的束缚，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唐宋两代，拓展思路，深化研究，的确是本集刊首先关心的议题。
会通之说其来远矣，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例如关于中国帝制王朝的各项制度，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其沿革与变化，这样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毋庸赘言。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关于讨论宋代历史应该首先了解唐代历史的看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且程度不等地落实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会通之法来观察中国古代7～13世纪帝制时期这一段至为关键的历史，已臻理想水平，实际上是仍处于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亟宜振臂疾呼，更应身体力行。我们汇编这个专刊，希望以此引起学界的重视、讨论、批评、争论，引发思考，借以逐渐扩大影响，以期蔚然成风。这对于深化唐宋史领域研究水平的推进作用，是可以期待的。
具体而言，“打通”唐宋，并非限于对宋史学者来说需要追溯当时代各项制度的渊源，对于唐史学者来说也是极有意义的。了解宋代史之对于研讨唐代史的意义，自然远非局限于国家制度史一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是如此。例如，若未能对宋代思想史走向了然于胸，在讨论韩愈（768～824）的经学与文学历史活动时，恐怕是难以准确把握分寸，以真正理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意义的。
对于宋史研究领域而言，可以举出的类似的例证自然会多得多。学界前贤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不少极具启发意义的示范。
如梁太济先生讨论宋代的客户，指出不应如一般所论将其与佃户相提并论，因为客户在“无产”之外，还应具有“侨寓”这一特征。这一认识，当然是建立在他深入了解唐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上的。又如他讨论宋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从“两税法的演进”这样的视角出发的。无论是指出到宋代，两税脱胎于租庸调时代的户税和地税的这个痕迹消失了，还是分析“城郭之赋”是否已从作为两税正宗的“民田之赋”中分离出去，或者“杂变之赋”的演变过程，如果不是立足于一种通达的视野，凭借其对唐代历史的精通，真正跳出了断代史的藩篱，仅就宋代来观察两税法，是断然无法得出这样的认识的。
[1]

梁先生早年分析宋初中枢行政体制之形成也是如此，他驳正当时学界的旧说，指出与其说宋初设枢密院分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不如说在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存在着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这样的事实。这是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由宦官所掌控的枢密机构从专掌军权开始，发展到五代时侵夺宰相事权，这种现象直至北宋初年改革，才得以纠正。
[2]
二
如果将视野更拓宽一点来观察，一个回避不开的议题，自然还是所谓“唐宋转折”。
近几十年来学术史的发展，无疑已使“唐宋转折”成为了学界既定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讨论也须得从这个“转折”着手来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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