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裕泰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序（图）

第一部分尘封旧忆北新桥（1）-（图）

　　谈到吴裕泰茶庄，不能不让人怀想起旧日的北新桥。以往人们总认为老北京的商业区是大栅栏、王府井，却在不自觉间忽略了北新桥的重要商业地位。老北京有种说法：“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位于东北城的北新桥，与聚集了众多王公贵族和有钱人豪门宅府的王府井、大栅栏不同，这里的大富大贵人家不多，多是小家小户。不过，这一点也影响不到北新桥的繁华和活力。相反，这个地处社会中下层、贴近普通老百姓的商业区却是异常的热闹繁华，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代表老北京的风貌。　　声色流动北新桥　　20世纪初期，北洋政府为了解决北京城内的交通问题，1921年开始筹建北京电车公司。电车公司由官、商合办，各自50%的股份。到了1924年12 月，北京通了有轨电车。当时只有四条线路：1路――从天桥至西直门，2路――从天桥至北新桥，3路――从东四到西四，4路――从太平仓（今平安里外）到北新桥。就在这少有的几条线路中，竟有两条是直接开往北新桥的，可见当时北新桥作为重要商业区的地位。那时候各路车的站牌儿都是按颜色区分的：1路是红色站牌，2路是黄色站牌，3路是蓝色站牌，4路是白色站牌。将站牌涂上不同颜色想必也是为不识字儿的人好区别吧。　　站在“吴裕泰”门前向北望去，店铺栉比，商贩云集，再加上有轨电车站，真是行人熙攘，好不热闹。这里的市井风俗、生活百态，恰似一幅近代的“清明上河图”。　　“咣咣咣，咣咣咣……” 耍猴儿的打着铜锣，牵着小猴在“吴裕泰”斜对面的空地上，表演着各种滑稽的动作。爱凑热闹的大人小孩，里里外外把小猴和耍猴人围个严严实实。那边再走上几步，又是拉洋片儿的在吆喝。串街 “剃头的”手里拿着把钳形的“唤头”，挑着担子，在人群中沿着北新桥大街来来回回闲荡似地穿梭着，走两步，就把手上“唤头”中间的铁一抽，“呲啷……”一声颤巍巍的金属音就在大街上回响着。布贩子的拨浪鼓和珠宝玉石收购贩子的小鼓像是在比赛，你拨动来几下，我又“咚咚咚”地跟了过去。磨剪子磨刀的也不甘落后，吹起了长号，还唱了起来：“磨剪子（来）――戗――菜――刀――”。“锔盆儿锔碗儿的――”锔锅匠的挑子两头各有一面小铜锣，旁边拴着小锤儿，走起来就奏出细小的丁当声。随你把盆碗摔得多么碎，锔锅匠都能一块块地给对上，粘好，然后拉着弓子就把它锔上了。“算灵卦！”敲着小钹的盲人，拄着一根棍子，在眼睛正常的同伴的牵引下，在大街上慢慢走着，招揽着生意。周围胡同里，那些坐在家里的主妇们不用跑上大街，不用探头，一听到这各种声音，就准能知道现在街上过的是什么商贩。

第一部分尘封旧忆北新桥（3）-（图）

　　都说老北京的小吃多，又好吃，再听听这里的叫卖声，那也绝对丝毫不比小吃本身逊色。一大清早，街上就过来卖早点的了：“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后就是卖青菜、卖饽饽、卖水果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唱出来。“卤煮喂，炸豆腐哟”、“硬面――饽饽”、“栗子味儿的白薯”、“喝了蜜的大柿子”、“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冰塔儿，就剩两挂啦”、“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就这么两下子，那东西是什么做的，怎么做的，不用瞅，也不用管它到底叫什么名儿，八九不离十就知道是卖的什么吃食。叫卖者们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一个个憋足了气力，还能现编词儿，随机应变。有的吆喝的内容虽然简单，但是一波三折，抑扬顿挫，也别具特色。瞧瞧卖糖果的，他先是尖尖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的还有卖荞麦皮的，先“哟――”一声，等半分钟，才又接上了一句――“荞麦皮耶！” 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北新桥这条街以及周围胡同里，从早到晚都是那此起彼伏、不会停歇的叫卖声。　　“行好的――老爷――太（哎）太”，一个凄厉的声音在大街上响起，乞丐在挨门挨户地乞讨着；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才又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有些油嘴的乞丐还编起了快板：“老太太（那个）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没有饽饽就赏口饭。”　　路边牵着大人衣襟的小孩，终是抵不住露天摊子上摆满的好吃东西的诱惑，哭着闹着，不给买就不肯离开。大人拗不过他，也不愿让人看出来自己舍不得掏钱，只能把孩子领到摊子前。可这下麻烦又来了，是喝豆汁儿、吃扒糕，还是驴打滚儿，或是吃从大鼓肚铜壶里倒出来的开水冲的茶汤、烟熏火燎的炸灌肠……　　到了夜晚，北新桥依然十分精彩。“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不光是卖吃食的，唱话匣子的这时候也出来了，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子唱片。留声机上贴着胜利公司的商标：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唱片放的不是京剧就是大鼓，招揽了周围胡同里的孩子大人都出来凑热闹……

第一部分尘封旧忆北新桥（4）-（图）

　　百业杂陈北新桥　　北新桥的各类商铺百业杂陈，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却又都是紧紧贴近百姓生活，人情味十足，成为这一带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依赖。商铺之间彼此紧紧关联，从“吴裕泰”向北走去有一家切面铺。昔日的切面铺，不仅是轧切面，还卖烧饼、大饼等熟食，最主要的特色是为顾客加工各类烙制面食。顾客可以带去芝麻酱和红糖，或拿去拌好的肉馅让他们为自己烙糖饼、烙馅饼或烤制“回头”(一种状似大馄饨的肉馅大饺子)，非常方便。切面铺的店堂内摆有方桌和板凳，顾客可坐下来喝茶休息，也能当是个茶馆。当然所用的茶叶都是买自“吴裕泰”的货。店内虽不卖炒菜，顾客倒也可以喝茶、吃些烧饼和自己带来的酱菜。因此来这里的人很多，是个很好的社交场所。　　北新桥十字路口拐角边还有一家绸布店，除布料外也卖“洋广杂货”。绸布店虽是一家较大的商店，但却没有店大欺客的现象，无论顾客消费多少均一视同仁。哪怕人们进店只是走走看看，伙计也笑脸迎送，电话要货还可送货上门。吴家是他们店中常年的顾客，他们也是吴裕泰茶栈的老顾客，两家凭折取货，每年年终才结算一次。　　北新桥石雀胡同内还有一家饭庄。饭庄不对日常零散顾客，只包办成桌酒席，承接喜庆寿诞等等。谁家要来了客人，到饭馆去言语一声，到时候伙计就把点的菜装到两个笼屉里，给挑家来了。也可以把饭庄里的厨师请到自己家里来掌勺。这家饭庄是个很大的四合院，三套院落，还有跨院，总共数十间房屋。正院搭起一座遮盖着全院的玻璃罩棚，形成一个大厅堂，对着正厅是一个小型的戏台，可供喜庆宴会的戏曲和曲艺演出之用。饭庄可同时摆出二三十台酒席。掌柜的是山东人，很实在，这里的服务也很有特色。在当时称为“茶房师傅”的跑堂伙计，机敏勤快、热情周到。更主要的是他们熟悉各种礼仪和老北京的一些风俗习惯，使来客真的能感受到宾至如归。菜式为已经京化的鲁菜，适合老北京人的口味。上菜及时有序，饭菜可以回锅加热和重新炒制。例如，葱烧海参吃完后，盘中还有许多美味的浓汁，这时跑堂的就会及时送来一盘炸得焦黄的馒头条，倒在浓汁之中，让客人裹蘸食之，味道极为可口；油焖大虾吃完后，盘中浓汁虾油不吃未免可惜，这时不用客人说话，跑堂的会主动拿下去，用虾油浓汁炒嫩蛋，再端上桌就等于多了一道菜；红烧肘子吃到最后有些凉了，跑堂的就会及时撤下去，改刀成肘条后用油炸，加上大葱和酱油、醋等调料烹制，做成炸烹肘条重新上桌，又是一道佳肴。其他的各种菜肴都可及时添汤、重复加热等等，跑堂的总是忙个不停。饭庄常年使用“吴裕泰”的小包装茶叶，小包装为每斤(旧时十六两为一斤)八十包，每包正好可沏茶一壶。“吴裕泰”把不同档次、不同价格的茶叶用不同花色的纸张包装，上面注明每包的价格。当年的茶馆、酒肆、饭庄、澡堂等行业多用之，并把小包装纸套在壶盖之上，或叠成长条绕在壶嘴之上，以标明是 “吴裕泰”的茶叶及茶叶的等级。　　“吴裕泰”对面的香饵胡同把儿口是个“大酒缸”，店堂之内半埋着两口装酒大缸，盖酒缸的是厚重的朱漆木板。缸盖用做酒台，周围放些方凳，客人围缸而坐。这里虽是酒肆也卖茶，缸盖之上自然也少不了套有“吴裕泰”包装纸的茶壶。　　还有一个经营古旧书籍的小书局是当时北新桥的“文化中心”，市井文人多聚于此，谈书论字。书局有时还能从民间收购到一些较有价值的书，甚至还有孤本善本，所以这里成了文人雅士互通有无的场所。常有文人雅士前来寻宝，还会不时见到些古玩字画之类，大家就相互切磋交流。人们在这里可以买书，也可以卖书，对于自行交换的买卖，店里既不干预也不收佣金。当然，顾客也还可以不买也不卖，就站在那儿看书。虽然每天书局里都有不少人，很是热闹，但生意却并不太赚钱。书局的老板，是个孤傲的读书人，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这里的商铺还有一家肉店，不仅卖生肉，还卖各种熟肉制品，花色很多。这里卖的“盒子菜”，是用很考究的圆形漆盒来包装，内分六格，分装切好的酱肘子、酱口条、烧鸡等等，伙计连盒送货上门，待隔日顾客吃完再去取回空盒。该店还烤制焦黄的炉肉、类似火腿的清酱肉，以及豆豉鱼冻等，可惜现在这些美味都已不见了！　　在可以定制糕点的饽饽铺内，人们可以买到刚出炉的糕点，因为这里是现做现卖。当时有名的糕点有鸡油饼、重阳花糕、整堂蜜供等。　　在北新桥这个商圈之内，商家们诚信为本，货真价实，很少有欺诈坑蒙，更没有假冒伪劣等等不良现象的干扰。　　北新桥的商业环境和人文状况是老北京风情画卷的一角。吴裕泰茶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并深深地融入到老北京的风情之中。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1）-（图）

　　“吴裕泰”的创始人吴锡卿老先生原籍安徽歙县。当年他千里迢迢从徽州的歙县来到北京，选中了北新桥作为落脚点也许是偶然，然而却在此扎了根。至于当年的吴老先生是为何来到北京，怎么来到北京，又是怎么做上茶叶生意的，有两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说法之一是，当年（1860年左右）歙县一举人进京会试，雇佣了后来成为“吴裕泰”创始人的吴老先生为随从，负责挑运书籍行李。出行时，年轻未满二十岁的吴先生随身携带了一些茶叶。到了北京后，举人和他就安顿在了北新桥大街附近。北新桥背面就是孔庙、国子监和雍和宫。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国子监是国家设立的为官府培养后备人才的最高学府，当时的文人学士能进国子监、考取进士、刻名于孔庙，是最大的荣耀。而雍和宫是皇家佛堂，又曾是雍正皇帝的行宫，因此举人选择了北新桥这块风水好、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作为备考之地是很容易理解的。到了北京后，举人忙着复习功课，而这时候吴先生的空闲时间就多了起来，可以经常逛逛大街，逐渐也和住地周围的北京人熟悉了。吴先生是农民出身，没什么值钱东西，为了感谢周围的邻居对他们的照顾，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茶送了一些给邻居们。没想到，这些北京人收到了他送的茶，回到家里一泡，个个赞不绝口，极力劝说吴先生，就在北新桥摆个地摊卖茶叶。吴先生起初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茶是不是真有别人说的那么好，但还是试着在北新桥大街路东的一个大门洞内摆起了茶摊。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没几天，他从家里带来的茶就销售一空。而且，细心的吴先生还发现，北京人极爱喝茶，无论贫富贵贱，有事没事都爱喝点儿。后来，举人会考落榜了，要继续留在北京苦读，等待下科再考。他派吴先生回歙县老家取些钱来。吴先生回到家乡，铆足了劲儿，尽其所能带回了大量的茶叶，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茶叶生意。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2）-（图）

　　另一种说法是，当年吴锡卿老先生是随着歙县到京做生意的人来北京的，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北京卖茶叶，机缘巧合才来到北新桥的。　　但是不论吴氏家族是以何种身份来北京，又是怎么做起茶叶生意的，北新桥大街路东的一个大门洞（即“吴裕泰”现址）就是“吴裕泰”乃至整个吴氏企业的发祥地都是毫无争议的。据说这里原是一个破败的豪门府第的大门。就是在这个没有门牌的大门洞内，吴家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包装纸上只印刷有“北新桥路东大厅便是”的字样。虽说如此，生意却日渐红火，业务发展很快，吴家经过数年努力积累了一些银两，便把这个大门洞给买了下来，算是正式落户京城了。大门洞经过修缮，建成店铺门面，起用了字号。时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茶栈正式悬匾开张，至今已有百余年。由于当时吴裕泰茶栈以仓储、运销、批售为主，门市零售为辅，故曰茶栈，而不叫茶庄。　　自此，吴家更加锐意进取、苦心经营、以诚待客，渐渐在京城立稳了脚跟。茶栈日益壮大，财富积累渐多，为了扩大经营，吴家就把与这个大门洞相连的后面的荒芜府第全部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占地大约近十五亩。前面(西面)临街即北新桥大街(现在的东四北大街)，南至骆驼胡同(现在的板桥胡同)，北到板桥胡同，东面越过一排平房就是财神庙胡同(现在的板桥胡同)。当时院落中原来的房屋大部分早已塌毁，是吴老先生重新修建的，并在大院南端(骆驼胡同路北)修建了一座宽大门楼，可以供运货车直接出入大院。门楼两侧修建了大约二十间房屋做货房和工房；大院北端及东西两侧作为正院，修建成环绕群房大约五十多间。京城人称此大院为吴裕泰大院，茶叶货栈业务即在这里进行。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吴裕泰”起源的传说。说“吴裕泰”的先祖在明朝万历年间任监察御史，因写奏章参劾魏忠贤柄权误国，被魏忠贤陷害斩首。自此以后，吴氏家族即不入仕途，改营商业，在北京经营茶叶、南北干货及日用百货。吴家于康熙末年在北新桥开设了吴裕泰茶栈，以“吴裕泰”为据点，统领在京的各处分号，成为京城最大的茶叶联号之一。在太平天国时期，茶栈因兵燹纷争而深受重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吴家重整旗鼓，继续在北京做茶叶生意。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吴裕泰”的历史将可以再向前推一百多年！在“吴裕泰”老员工关于吴裕泰茶栈的回忆录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记述：“当年由吴裕泰创始人吴锡卿弟兄六人之曾祖携带家小从安徽歙县肩担茶篓带着茶叶来京小卖，多年之后在北京、通州、海淀、清河开设数家。”算算时间，“吴裕泰”创建的年代应该比现在所说的1887年要早。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3）-（图）

　　当初的北新桥商铺云集，堪称老店、大店的也为数众多，可是现在，这条街上剩下的就只有“吴裕泰”这一家百年老字号了。可以说“吴裕泰”这个店名与北新桥这个地名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吴裕泰茶栈屹立在此已有一百多年。百年沧桑，街市起了很大变化，街上原来的商铺或荡然无存，或数易其主，或数改其业，而吴裕泰茶栈却能历久不衰，依然生机勃勃地在原址上发展壮大。曾经，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东局，1928。现在为64041928――主号历经百年未曾改变。如今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内，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的茶叶筒，就标有这个老号码。有关北新桥的人物变迁也许在人们心中已被渐渐忘却，但“吴裕泰”却依然立在北新桥。这是因为“吴裕泰”商德的根子深深地扎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这是因为它多年积淀、蕴藏着的深厚茶文化在熠熠生辉，这是因为它具有浓厚的人情味，深得广大百姓的喜爱。　　　　一百多年来，“吴裕泰”能够历经风霜而韵色不减，无疑与它能够深入京城寻常百姓家是分不开的。它的身上有着老北京的明显烙印,又因为其创始人是来自徽州大地，这就使得这家京城老字号又具有传统徽商的文化背景和深厚底蕴。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吴裕泰”，自然少不了走进它的家乡――徽州，更少不了走进徽州人，尤其是徽州商人的世界。　　自明清以来，徽商一直把持着京城茶庄、茶铺的绝大部分生意。到了20世纪初，这种优势更加显著，甚至到了外省人士要想在京城做茶叶生意就必须“请皖人帮忙”的地步。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安徽是我国最大的茶叶产地之一，盛产品质一流的茶叶。加上徽商多为儒商，注重文化修养，与风雅的茶行颇为投缘，无怪乎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4）-（图）

　　痴绝无梦到徽州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历史上辖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今属江西省）。它四面环山，风光旖旎。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这里的西递、宏村和黄山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之列。梁高祖萧衍曾用“大好山水”来形容徽州的自然风光；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认为“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里有蜚声海内外的黄山，有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有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的屯溪老街，还有黟县古民居群落、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宋城……　　其中最为直观、至今仍然吸引着慕名者心绪的就是徽州的民居。青山碧水之间点缀着粉墙、青瓦、砖木石雕、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依山傍水，和谐组合，是特有的民居建筑。其规模宏伟，风格典雅清秀，在结构布局上显其阔达胸怀，在造型工艺上表其精湛技艺。大至整个村落的造型走势，小到梁柱、窗扇上的雕刻装饰，每每都要让观者惊叹不已。房屋布局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无山无水不成居”。以黟县宏村为例，它背靠古木参天的雷岗山，前临风光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萦回的溪河，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每家门前都有活水流过，排污系统与饮水系统截然分开，并行不悖，无论在环保、防火、防洪等各方面都有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造型逼真。“唐肃宗宴客图”、“渔樵耕读”、“琴棋书画”等图案透露着儒雅风范、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　　民居多为三间、四合的砖木结构楼房，从平面看有口、凹、H、日形等几种类型。房屋院落多为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挥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阳光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光线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笕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5）-（图）

　　淳雅儒贾润徽州　　宋元以来，徽州就有“十村之家，不废诵读”之说，被誉为“东南邹鲁”。“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理学集大成者，孔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原籍徽州；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六百八十多个世界各国人物，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就是徽州籍的清代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废弃之前的最后一个状元、徽州籍著名学者吴承仕，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出自徽州；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戴震、黄宾虹等等都是出自徽州。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有题名榜，记有清代歙县取科第者，计有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督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状元五人，榜眼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八人、传胪五人、会元三人、解元十三人、进士二百九十六人。小小的一个县就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可想而知！ 　　徽州世家大族历代重教崇文，各个宗族都有“文会”组织。从启蒙教育开始，对学子就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理学第一，文章次之”。学堂重视教师选聘，大多数家塾教师都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文会的首领和骨干大多是乡绅，他们聘请饱学之士和有名的学者来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课堂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和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文会还资助学子膏火，特别是资助聪明俊伟、有培养前途的学子。　　徽州人创办学校，是以让子弟读书科第以达到亢祖的目的。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达二百六十多所，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　　众多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是徽州人1246年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的匾额。朱熹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其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　　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沧海桑田，历史早已像雨后的云朵一样渐渐淡去，但是从今天在徽州保留下来的数百座民居中的堂画和中柱楹联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儒商情结。类似于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这样的对联可以说在徽州大地上处处皆是。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6）

　　万国求茶到徽州　　徽州商人从事的行业，有食盐业、典当业、茶叶业、竹木业、百货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金融业、印刷业、制瓷业、冶铁业、饮食业、制墨业等等。“茶叶六县皆产”，茶园无处不在，徽州人自有史以来就栽茶、种茶、做茶、业茶，茶叶生意也就成了徽州商业最早也是最持久的一个行当了。　　徽州商人从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说的就是祁门（祁门西部旧属浮梁地）的茶事，只是此时的祁门尚未建县。茶叶贸易是徽人较早从事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唐宋以来，饮茶之风大盛，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徽州茶商带来了商业机遇；另一方面，徽州“居万山中”，盛产名茶，备受消费者的喜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商品资源。　　徽州茶商，几乎遍布全国，北京、广州、上海、汉口、苏州、九江等城市，是徽州茶商比较多的地区。清乾隆年间，北京有徽人开设的茶行七家，茶商字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十家。北京歙县义园的经费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在北京的经济实力和在北京徽商中的地位。　　徽茶外运方式一般有自运和托运两种。自运则由茶商自行雇人雇船押运，沿途费用自行结算；托运则由茶商将茶悉数交与船家，除支付沿途税卡的税收外，其他费用即由船家操持，茶商只付总账。　　外运是以水运转口上海，再向各地运发。其水路行程为：在屯溪搭船，沿新安江东下，途经沦潭、深渡、山茶坪、街口、威坪、慈滩、淳安、塔行、茶园、小溪滩、白沙埠、严州、乌食滩、张村、钓台、桐庐、柴埠、横梓关、程坟，当阳、鱼浦口、毛家堰、范村，抵达杭州。这一程有《水程捷要歌》唱道：“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横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在杭州中转，经过回回坟、龙平山、长安坝、崇德、皂林、嘉兴府、七里桥，嘉善县、泖桥、斜塘桥、松江、黄浦，到达上海。据熟悉徽州掌故的当地耆老称，徽茶最重要的集散地屯溪，向有“无船三百只”之说，由此可见其水运的发达程度。清代，尤其是道光中叶以后，新安江的水运船户有严密的组织，徽州茶商在此雇船东下，十分方便。　　徽州茶商能在各地取得出众的成就，跟他们诚实守信，善于经营及儒商特质是分不开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州大地孕育了大量优质上等的好茶。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茶经》“卷下”一章中，茶圣陆羽详细地列举了我国产茶地州县地名，其中在“浙西”道名下就列有“歙州”（歙州是徽州地古称）。虽然我们未曾找到陆羽曾经在徽州留下的遗迹，但是仍然有理由相信，陆羽曾亲自考察过徽州茶叶。陆羽是湖北天门人，后又长期生活在浙江湖州，而徽州正好位于天门和湖州之间。而且在唐朝时期，徽州作为主要产茶区的地位已经相当突出了，很难想像陆羽在去湖州的过程中不去考察徽州的茶叶；此外，徽州祁门人张致和与茶圣陆羽又交往甚密，即使陆羽原本没有去徽州的意思，但在同样是茶痴的张致和的介绍和引领下，他也很难会不去徽州看看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自然也不会漏掉徽州的茶叶。1915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在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叫祁门茶叶改良场，地址就在徽州的祁门。1932年，吴觉农带着振兴中国茶叶的愿望，期待在“告成之后，不但在本场事业，作伟大之基础，甚至全国茶树移培之合理化、科学化亦将以此为起点。”他来到祁门，带领改良场科研人员展开了茶叶栽培、制茶、茶叶贸易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完成了诸如《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诸多直到现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7）

　　明代是徽州茶崛起的时期，松萝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松萝山茶园分布在海拔600～700米之间，松萝“外形条索紧卷匀直，色泽绿润，香气高爽，滋味浓厚，带有橄榄香味，汤色绿明，叶底绿嫩。”――《中国茶经》。其突出的特点是三重：色重、香重、味重。《本草纲目》：“徽州松萝，专于化食”，对通便、收疮口、羊儿疯、水胀气鼓、绣球疯、痢疾、眼疾等十多种疾病均有疗效。　　明万历年间在徽州任职的龙膺曾亲眼见过松萝茶的制作过程，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入《蒙史》：“炊热候微炙手，将嫩茶一握置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箕用细篾为之，薄摊箕内，用扇扇冷。略加揉捻，再略炒，另入文火铛焙干，色如翡翠。”　　这种制法正是典型的炒青绿茶的制法，难怪后人称松萝为炒青的鼻祖，此一说法丝毫不为过。　　安茶，一种介于红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紧压茶，色泽乌黑，汤色微红，味香而涩。茶叶制成后一般要陈放两至三年方可出售。它陈而不霉，不仅是上乘饮料，还是治病良药，主要销往两广及东南亚地区，被尊称为“茶圣”。有资料显示，当初“吴裕泰”创始人来到北京做茶叶生意，带去的茶中很可能就有相当数量的安茶。　　安茶的制作分初制和精制两部分，初制有四道工序：晒青、杀青、揉捻、干燥。精制有五道工序：筛分、撼簸、拣剔、复烘、装篓。安茶压紧装在小竹篓内，每小篓装茶一斤，外用竹篾编篓，内以箬叶衬底。　　安茶的创制时间至今已无法考证，但从现存安茶茶号元春隆茶票中“始于前清道光年间”来看，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历史上安茶生产状况究竟如何，现已无从得知，但从资料记载1932年仍有安茶茶号四十七家的情况看，其间虽犹存在，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由于安茶为祁门所独有，生产产地又仅限祁门县南乡一带，加之由于是陈茶出售周期太长，以及徽州地区交通不便，再加上战事频繁的影响，使安茶日趋衰微，随着1945年最后一批安茶运送香港后，也就销声匿迹，甚至逐渐被人遗忘了。　　祁门红茶（祁红），紧秀乌润，滋味醇厚，回味隽永，汤色红艳，叶底嫩软红亮，香气浓郁高长似幽兰，国际上称其独特的香味为“祁门香”。在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中，祁红位列印度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乌伐红茶之后，早在1915年即获得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之后又在国内外多次获大奖。作为国家礼品茶，邓小平曾用它来招待英国女皇；1979年他在黄山考察时曾对当地同志说：“你们祁红世界有名。” 　　黄山毛峰，它几乎是与祁红同时问世的，由歙县漕溪谢静和创制。特级毛峰外形似雀舌微张，白毫显露；色泽嫩绿微黄，似象牙色，带金黄色鱼叶，俗称金黄片；汤色淡绿清澈，惠兰幽香，滋味鲜醇，回味甘甜；叶底肥壮、匀齐、有活力。1986年被选为国家礼茶。1999年，朱基总理赴美访问，到华盛顿看望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秀，代表江泽民向顾老献茶，馈赠的就是黄山毛峰。　　屯绿，它的前身即是松萝。但严格说屯绿不属于茶名，只是因清末徽州绿茶外销以屯溪为加工集散地而得名。其产地遍及徽州六县一府，是清末至20世纪初叶，我国主要的外销茶。品质可概括为：色绿、香高、味醇、形美。　　太平猴魁，作为烘青绿茶中的极品，产于黄山太平湖畔的猴坑一带。茶为两叶抱一芽，平扁挺直，自然舒展，苍绿油润，叶脉绿中隐红，香气高爽，滋味甘醇，富有“猴韵”，叶底肥壮，嫩绿成朵。1912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以后又多次获大奖。　　此外徽州还盛产花茶。歙县的花茶滋味醇爽，香气浓郁，由屯绿和香花窨制而成。以上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茶，而徽州还有大量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好茶，就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散落在这片神秘的沃土上。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1）-（图）

　　一百多年来，“吴裕泰”能够历经风霜而韵色不减，无疑与它能够深入京城寻常百姓家是分不开的。它的身上有着老北京的明显烙印,又因为其创始人是来自徽州大地，这就使得这家京城老字号又具有传统徽商的文化背景和深厚底蕴。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吴裕泰”，自然少不了走进它的家乡――徽州，更少不了走进徽州人，尤其是徽州商人的世界。　　自明清以来，徽商一直把持着京城茶庄、茶铺的绝大部分生意。到了20世纪初，这种优势更加显著，甚至到了外省人士要想在京城做茶叶生意就必须“请皖人帮忙”的地步。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安徽是我国最大的茶叶产地之一，盛产品质一流的茶叶。加上徽商多为儒商，注重文化修养，与风雅的茶行颇为投缘，无怪乎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痴绝无梦到徽州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历史上辖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今属江西省）。它四面环山，风光旖旎。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这里的西递、宏村和黄山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之列。梁高祖萧衍曾用“大好山水”来形容徽州的自然风光；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认为“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里有蜚声海内外的黄山，有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有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的屯溪老街，还有黟县古民居群落、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宋城……　　其中最为直观、至今仍然吸引着慕名者心绪的就是徽州的民居。青山碧水之间点缀着粉墙、青瓦、砖木石雕、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依山傍水，和谐组合，是特有的民居建筑。其规模宏伟，风格典雅清秀，在结构布局上显其阔达胸怀，在造型工艺上表其精湛技艺。大至整个村落的造型走势，小到梁柱、窗扇上的雕刻装饰，每每都要让观者惊叹不已。房屋布局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无山无水不成居”。以黟县宏村为例，它背靠古木参天的雷岗山，前临风光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萦回的溪河，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每家门前都有活水流过，排污系统与饮水系统截然分开，并行不悖，无论在环保、防火、防洪等各方面都有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造型逼真。“唐肃宗宴客图”、“渔樵耕读”、“琴棋书画”等图案透露着儒雅风范、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　　民居多为三间、四合的砖木结构楼房，从平面看有口、凹、H、日形等几种类型。房屋院落多为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挥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阳光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光线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笕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2）-（图）

　　淳雅儒贾润徽州　　宋元以来，徽州就有“十村之家，不废诵读”之说，被誉为“东南邹鲁”。“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理学集大成者，孔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原籍徽州；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六百八十多个世界各国人物，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就是徽州籍的清代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废弃之前的最后一个状元、徽州籍著名学者吴承仕，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出自徽州；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戴震、黄宾虹等等都是出自徽州。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有题名榜，记有清代歙县取科第者，计有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督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状元五人，榜眼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八人、传胪五人、会元三人、解元十三人、进士二百九十六人。小小的一个县就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可想而知！ 　　徽州世家大族历代重教崇文，各个宗族都有“文会”组织。从启蒙教育开始，对学子就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理学第一，文章次之”。学堂重视教师选聘，大多数家塾教师都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文会的首领和骨干大多是乡绅，他们聘请饱学之士和有名的学者来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课堂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和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文会还资助学子膏火，特别是资助聪明俊伟、有培养前途的学子。　　徽州人创办学校，是以让子弟读书科第以达到亢祖的目的。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达二百六十多所，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　　众多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是徽州人1246年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的匾额。朱熹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其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3）-（图）

　　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沧海桑田，历史早已像雨后的云朵一样渐渐淡去，但是从今天在徽州保留下来的数百座民居中的堂画和中柱楹联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儒商情结。类似于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这样的对联可以说在徽州大地上处处皆是。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4）-（图）

　　万国求茶到徽州　　徽州商人从事的行业，有食盐业、典当业、茶叶业、竹木业、百货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金融业、印刷业、制瓷业、冶铁业、饮食业、制墨业等等。“茶叶六县皆产”，茶园无处不在，徽州人自有史以来就栽茶、种茶、做茶、业茶，茶叶生意也就成了徽州商业最早也是最持久的一个行当了。　　徽州商人从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说的就是祁门（祁门西部旧属浮梁地）的茶事，只是此时的祁门尚未建县。茶叶贸易是徽人较早从事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唐宋以来，饮茶之风大盛，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徽州茶商带来了商业机遇；另一方面，徽州“居万山中”，盛产名茶，备受消费者的喜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商品资源。　　徽州茶商，几乎遍布全国，北京、广州、上海、汉口、苏州、九江等城市，是徽州茶商比较多的地区。清乾隆年间，北京有徽人开设的茶行七家，茶商字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十家。北京歙县义园的经费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在北京的经济实力和在北京徽商中的地位。　　徽茶外运方式一般有自运和托运两种。自运则由茶商自行雇人雇船押运，沿途费用自行结算；托运则由茶商将茶悉数交与船家，除支付沿途税卡的税收外，其他费用即由船家操持，茶商只付总账。　　外运是以水运转口上海，再向各地运发。其水路行程为：在屯溪搭船，沿新安江东下，途经沦潭、深渡、山茶坪、街口、威坪、慈滩、淳安、塔行、茶园、小溪滩、白沙埠、严州、乌食滩、张村、钓台、桐庐、柴埠、横梓关、程坟，当阳、鱼浦口、毛家堰、范村，抵达杭州。这一程有《水程捷要歌》唱道：“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横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在杭州中转，经过回回坟、龙平山、长安坝、崇德、皂林、嘉兴府、七里桥，嘉善县、泖桥、斜塘桥、松江、黄浦，到达上海。据熟悉徽州掌故的当地耆老称，徽茶最重要的集散地屯溪，向有“无船三百只”之说，由此可见其水运的发达程度。清代，尤其是道光中叶以后，新安江的水运船户有严密的组织，徽州茶商在此雇船东下，十分方便。　　徽州茶商能在各地取得出众的成就，跟他们诚实守信，善于经营及儒商特质是分不开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州大地孕育了大量优质上等的好茶。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茶经》“卷下”一章中，茶圣陆羽详细地列举了我国产茶地州县地名，其中在“浙西”道名下就列有“歙州”（歙州是徽州地古称）。虽然我们未曾找到陆羽曾经在徽州留下的遗迹，但是仍然有理由相信，陆羽曾亲自考察过徽州茶叶。陆羽是湖北天门人，后又长期生活在浙江湖州，而徽州正好位于天门和湖州之间。而且在唐朝时期，徽州作为主要产茶区的地位已经相当突出了，很难想像陆羽在去湖州的过程中不去考察徽州的茶叶；此外，徽州祁门人张致和与茶圣陆羽又交往甚密，即使陆羽原本没有去徽州的意思，但在同样是茶痴的张致和的介绍和引领下，他也很难会不去徽州看看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自然也不会漏掉徽州的茶叶。1915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在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叫祁门茶叶改良场，地址就在徽州的祁门。1932年，吴觉农带着振兴中国茶叶的愿望，期待在“告成之后，不但在本场事业，作伟大之基础，甚至全国茶树移培之合理化、科学化亦将以此为起点。”他来到祁门，带领改良场科研人员展开了茶叶栽培、制茶、茶叶贸易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完成了诸如《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诸多直到现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明代是徽州茶崛起的时期，松萝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松萝山茶园分布在海拔600～700米之间，松萝“外形条索紧卷匀直，色泽绿润，香气高爽，滋味浓厚，带有橄榄香味，汤色绿明，叶底绿嫩。”――《中国茶经》。其突出的特点是三重：色重、香重、味重。《本草纲目》：“徽州松萝，专于化食”，对通便、收疮口、羊儿疯、水胀气鼓、绣球疯、痢疾、眼疾等十多种疾病均有疗效。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5）

　　明万历年间在徽州任职的龙膺曾亲眼见过松萝茶的制作过程，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入《蒙史》：“炊热候微炙手，将嫩茶一握置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箕用细篾为之，薄摊箕内，用扇扇冷。略加揉捻，再略炒，另入文火铛焙干，色如翡翠。”　　这种制法正是典型的炒青绿茶的制法，难怪后人称松萝为炒青的鼻祖，此一说法丝毫不为过。　　安茶，一种介于红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紧压茶，色泽乌黑，汤色微红，味香而涩。茶叶制成后一般要陈放两至三年方可出售。它陈而不霉，不仅是上乘饮料，还是治病良药，主要销往两广及东南亚地区，被尊称为“茶圣”。有资料显示，当初“吴裕泰”创始人来到北京做茶叶生意，带去的茶中很可能就有相当数量的安茶。　　安茶的制作分初制和精制两部分，初制有四道工序：晒青、杀青、揉捻、干燥。精制有五道工序：筛分、撼簸、拣剔、复烘、装篓。安茶压紧装在小竹篓内，每小篓装茶一斤，外用竹篾编篓，内以箬叶衬底。　　安茶的创制时间至今已无法考证，但从现存安茶茶号元春隆茶票中“始于前清道光年间”来看，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历史上安茶生产状况究竟如何，现已无从得知，但从资料记载1932年仍有安茶茶号四十七家的情况看，其间虽犹存在，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由于安茶为祁门所独有，生产产地又仅限祁门县南乡一带，加之由于是陈茶出售周期太长，以及徽州地区交通不便，再加上战事频繁的影响，使安茶日趋衰微，随着1945年最后一批安茶运送香港后，也就销声匿迹，甚至逐渐被人遗忘了。　　祁门红茶（祁红），紧秀乌润，滋味醇厚，回味隽永，汤色红艳，叶底嫩软红亮，香气浓郁高长似幽兰，国际上称其独特的香味为“祁门香”。在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中，祁红位列印度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乌伐红茶之后，早在1915年即获得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之后又在国内外多次获大奖。作为国家礼品茶，邓小平曾用它来招待英国女皇；1979年他在黄山考察时曾对当地同志说：“你们祁红世界有名。” 　　黄山毛峰，它几乎是与祁红同时问世的，由歙县漕溪谢静和创制。特级毛峰外形似雀舌微张，白毫显露；色泽嫩绿微黄，似象牙色，带金黄色鱼叶，俗称金黄片；汤色淡绿清澈，惠兰幽香，滋味鲜醇，回味甘甜；叶底肥壮、匀齐、有活力。1986年被选为国家礼茶。1999年，朱基总理赴美访问，到华盛顿看望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秀，代表江泽民向顾老献茶，馈赠的就是黄山毛峰。　　屯绿，它的前身即是松萝。但严格说屯绿不属于茶名，只是因清末徽州绿茶外销以屯溪为加工集散地而得名。其产地遍及徽州六县一府，是清末至20世纪初叶，我国主要的外销茶。品质可概括为：色绿、香高、味醇、形美。　　太平猴魁，作为烘青绿茶中的极品，产于黄山太平湖畔的猴坑一带。茶为两叶抱一芽，平扁挺直，自然舒展，苍绿油润，叶脉绿中隐红，香气高爽，滋味甘醇，富有“猴韵”，叶底肥壮，嫩绿成朵。1912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以后又多次获大奖。　　此外徽州还盛产花茶。歙县的花茶滋味醇爽，香气浓郁，由屯绿和香花窨制而成。以上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茶，而徽州还有大量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好茶，就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散落在这片神秘的沃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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